金融外匯期貨類案件判決

❶ 我想了解一下 金融詐騙犯和詐騙犯的案例 案情經過

新華網北京2月13日電（李煦 高志海）身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朱江與某銀行北京某支行分理處主任戴某相互勾結，採取掛失和偽造存款單位印章、預留印鑒卡等手段，大肆進行金融詐騙，給國家造成巨額經濟損失，最終在京受到法律嚴懲。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13日以票據詐騙罪、金融憑證詐騙罪數罪並罰一審判處朱江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扣押在案的1000餘萬元發還銀行；繼續追繳其詐騙所得贓款。

北京市某投資顧問有限責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江與某銀行某支行分理處主任戴某（另案處理）合謀後，並在戴授意、幫助下，採取存摺掛失及偽造存款單位印章、預留印鑒卡，偽造轉賬支票的方法，先後分別於1998年3月，把馬某存入該分理處2000萬元中的1000萬元轉出歸自己使用；於1998年9月，將馬某以某房地產開發公司名義存入某銀行某支行分理處的3000萬元轉入自己的投資顧問有限責任公司賬戶。於1999年5月到6月間，將北京某電力有限責任公司存入分理處2億元中的8400萬元轉出騙走。案發後，支行先後賠付馬某4000萬元，墊付電力有限責任公司7262萬元。

朱江於1999年6月逃往美國，後於2001年2月26日回國投案自首。

法院經審理後認為，朱江與銀行內部人員相勾結，大肆進行金融詐騙活動，其行為已分別構成票據詐騙罪和金融憑證詐騙罪，詐騙數額均特別巨大，給國家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罪行極其嚴重，依法應予懲處。鑒於其能夠主動回國投案並協助追回部分贓款，法院依法對其予以從輕、減輕處罰。據此，作出上述一審判決

❷ 中國最高法明確上海金融法院案件管轄范圍包括哪些

中國最高人民法院8月7日公布關於上海金融法院案件管轄的規定，為即將掛牌的上海金融法院准確適用法律提供製度保障。

根據規定，上海金融法院管轄上海市轄區內應由中級人民法院受理的以金融監管機構為被告的第一審涉金融行政案件。以住所地在上海市的金融市場基礎設施為被告或者第三人與其履行職責相關的第一審金融民商事案件和涉金融行政案件，由上海金融法院管轄。當事人對上海市基層人民法院作出的第一審金融民商事案件和涉金融行政案件判決、裁定提起的上訴案件，由上海金融法院審理。當事人對上海金融法院作出的第一審判決、裁定提起的上訴案件，由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審理。上海市各中級人民法院在上海金融法院成立前已經受理但尚未審結的金融民商事案件和涉金融行政案件，由該中級人民法院繼續審理。

該負責人表示，上海金融法院不能跨上海市行政轄區管轄金融民商事案件。但為充分發揮上海金融法院專業審判職能，服務保障金融創新需要，對於實踐中出現的上海市轄區外確實存在著適用法律、認定事實重大爭議情形的案件，根據法律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另行指定上海金融法院進行管轄。

來源：中國新聞網

❸ 新型金融案件有哪些特點

犯罪手法不斷翻新，隱蔽性和迷惑性增強

證券類犯罪發展為綜合運用資金、持股、持倉、信息、價格、速度等各種交易優勢，破壞市場公平秩序，隱蔽性不斷增強。非法集資類案件，多假借投資理財名義，利用互聯網集資，集資模式、犯罪手段不斷翻新。涉案公司從層級簡單的「作坊式」組織向現代化企業模式轉變，具有金融專業背景的涉案人員明顯增多。

犯罪多層級集團化作案，欺騙性較強

金融類犯罪集團層級分明、分工明確，常有具體的經營場所、完備的組織架構、固定的工作人員，在全國各地設有分公司或營業部，對社會公眾的欺騙性很大。

內外勾連作案，追贓難度大，被害人往往損失慘重

從查辦的案件看，出現了金融機構內部員工與外部不法分子相互勾結，金融機構、金融從業人員利用社會公眾的信任銷售虛假理財產品，跨機構跨行業跨市場的重大案件頻發的特徵，直接造成金融犯罪案件追贓難，嚴重侵害人民群眾的財產權益。

❹ 非法經營金銀期貨代理商是否犯罪

屬於違法違規行為是一定的,至於是否構成犯罪要看情節輕重和具體的性質。
以下重點對地下黃金期貨交易欺詐行為所涉及的非法經營罪和詐騙類犯罪（包括詐騙罪、合同詐騙罪和集資詐騙罪）問題進行分析。

（一）有關非法經營罪的定性

根據《刑法》第225條的規定，違反國家規定，未經國家有關主管部門批准，非法經營期貨業務的行為，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那麼，地下黃金期貨交易的欺詐行為能否歸入「非法經營期貨業務」的范圍？從文義解釋的角度，並不能完全予以否定。首先，從犯罪客體上看，「地下炒金」之所以被稱之為「地下」，就在於其未經過有關部門批准，擅自開展黃金期貨交易活動，違反了有關組織經營期貨交易的行政許可制度，侵犯了黃金期貨市場管理制度和管理秩序，其行為符合非法經營罪的客體要件，也符合《刑法》第225條規定的「違反國家規定」和「未經國家有關主管部門批准，非法經營證券、期貨或者保險業務」的罪狀表述。其次，從客觀行為來看，非法經營黃金期貨的組織者和參與者採取各種欺詐方法騙取投資客戶資金，這種欺詐交易行為無疑也屬於非法經營活動，應屬於「非法經營期貨業務」的范圍。實踐中，多數地下黃金期貨交易市場以境外交易機構境內代理為幌子，要求投資者以外幣形式存入保證金或匯入資金，從而擔任「地下錢庄」的角色。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懲治騙購外匯、逃匯和非法買賣外匯犯罪的決定》第4條規定，在國家規定的交易場所以外非法買賣外匯，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因此，有人主張，對地下金融期貨交易案件的處理可以從違反國家對於外匯管理角度入手，認定地下金融期貨交易行為構成非法經營罪。⑶

不過，應當看到，《刑法》第225條對「非法經營期貨業務」的規定是立法機關追求大一統刑法典的無奈選擇。可以說，非法經營罪本來是為了瓦解投機倒把罪這一「口袋罪」而設立，結果卻變異為一個新的口袋罪。根據現行刑法、刑法修正案及司法解釋的相關規定，已有十幾種行為被認定為「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包括：非法買賣外匯，非法出版，非法經營電信業務，非法傳銷或變相傳銷，生產、銷售添加「瘦肉精」的飼料，非法經營食鹽業務，哄抬物價、牟取暴利行為，擅自從事互聯網上網經營業務，擅自發行、銷售彩票等。一些地方的刑事判決更是在司法解釋之外擴張了非法經營罪的內涵。如果一個罪名被指斥為「口袋罪」，可以囊括違法性質不同的行為，那就意味著其與罪刑法定原則、尊重保障人權的沖突。由於各類行為方式差別往往較大，危害性也不同，將非法經營期貨業務與其它形態迥異的非法經營行為合用一個量刑標准，顯得罪刑不相適應，同時，刑法中非法經營罪無單位犯罪規定，但實踐中非法經營期貨業務的多是單位，如果僅追究相關自然人的刑事責任，則顯然比較勉強，並使相關單位逃脫罪責。

從完善立法的角度，刑法宜將期貨交易欺詐行為從非法經營罪中獨立出來，單獨設置新的罪名加以規制。許多國家對期貨交易的刑事規制相當重視，所設定的期貨交易欺詐犯罪類型有很多種，包括場外交易、私下對沖、交叉交易、辦公室交易前台交易、連續交易和滾動交易、超量交易、不真實報告和記錄、欺詐性誤導交易、「強行平倉」騙取資金、巧禁止令、製造設施故障、虛擬交易等。⑷與國外刑事立法相比，我國刑法對諸如私下對沖等期貨交易欺詐行為都沒有規定為犯罪。借鑒國外刑事立法，建議在我國刑法中新增設一個「期貨交易欺詐」的罪名，其罪狀可表述為「在期貨交易及其相關活動中，欺詐期貨投資者，情節嚴重的行為」。同時，刪除《刑法》第181條規定的編造並傳播影響期貨交易虛假信息罪、誘騙投資者買賣期貨合約罪，將這些期貨交易欺詐行為、《期貨交易管理條例》第71條所列的其他欺詐行為類型、以及私下對沖行為都歸列入本罪的范圍。設立期貨交易欺詐罪之後，就可以將「非法經營期貨業務」中的期貨交易欺詐行為從非法經營罪中分離出來，避免非法經營罪進一步「口袋化」。

（二）有關詐騙類犯罪的定性

實踐中，地下炒金公司或個人游離於政府監管之外，在其招攬客戶、業務開展中往往存在種種欺詐因素，如虛構己方系外盤代理的身份，隱瞞交易風險誇大收益等。盡管司法機關大多將黃金期貨交易欺詐行為以非法經營罪定性，但並不能否定將其認定為詐騙類犯罪的可能。如前所述，「非法經營期貨業務」包括期貨交易欺詐行為，其與詐騙類犯罪在行為手段上都是「欺騙」性質。然而，地下金融期貨交易存在欺詐因素與其行為構成詐騙犯罪屬於兩個層面的問題，不能僅僅因為行為具有欺詐因素就認定其構成詐騙犯罪。正如有學者指出，對生活、市場、投資和投機領域應分別適用不同的欺詐標准。在上述領域中，重點保護財產權的詐騙罪范圍呈現出不斷縮小的狀態，即「生活與刑法同在、市場進詐騙退、投資抵觸刑罰、有投機無詐騙」。⑸尤其是在投資領域，為了讓投資市場保持博弈本性，刑法對欺詐行為的容忍度較高，對財產權實行弱保護，詐騙罪的適用范圍相對萎縮；對於這種謀求超高回報的投機行為，法律更是不應注重保護其財產權，因為，既然參與者認識到了欺詐風險，在自身財產受損時，就不能成為詐騙罪的被害人。然而，這並不等於放棄交易秩序和市場規則的刑法保護，「地下炒金」屬於法外投機，參與者被騙，對組織者雖不宜認定為詐騙罪，但必須針對其對黃金期貨交易市場秩序的破壞予以刑事懲治。

因此，對於地下黃金期貨交易欺詐行為來說，認定其構成詐騙類犯罪或非法經營罪的關鍵並非在於其行為方式，而在於其侵害的客體性質。在詐騙類犯罪中，詐騙罪的單一客體是公私財產所有權，而合同詐騙罪、金融詐騙罪的客體屬於復雜客體，主要客體分別為金融市場秩序或金融管理制度，次要客體則為公私財產所有權；而非法經營罪的客體則為市場經濟秩序。究竟將非法經營黃金期貨行為認定為何罪，就要對刑法所重點保護的客體作出具體判斷：（1）如果行為人沒有擅自設立黃金期貨交易機構，只是個人假借投資黃金期貨的名義，騙取特定被害人的錢財，此種行為局限於生活領域，與黃金期貨市場交易並無直接或間接聯系，也未產生擾亂正常黃金期貨市場秩序的影響，則刑法所保護的只是被害人的財產權，因而應認定為詐騙罪。（2）如果行為人在非法從事黃金期貨交易中，以非法佔有為目的，擅自設立黃金期貨交易機構，採取虛構網路交易平台等欺詐手段，騙取投資客戶的錢款，符合詐騙類犯罪的構成要件，則可認定為合同詐騙罪或集資詐騙罪，此時，行為人所侵犯的是復雜客體，即被害人的財產權和正常的黃金期貨交易市場秩序。（3）如果行為人以牟利為目的而非意圖非法佔有，利用虛假的期貨交易經紀人員、工作人員身份或虛構期貨交易網路平台，在正規期貨市場之外非法從事黃金期貨交易，而投資人對此欺詐手法和虛擬規則並非完全不知情，而是存在概括性認識，且抱著「炒一把」、「博一博」的投機意圖參與其中，與莊家對賭，形成互動。此時，刑法所要保護的客體不再是投資客戶的財產權，而是正常的黃金期貨交易市場秩序，對該類行為應認定為非法經營罪而非詐騙類犯罪。

❺ 委託理財案件有哪些糾紛類型，案由及法律適

您好，法院在立案時以「委託理財糾紛」暫定案由，在具體審理委託理財案件過程中，進一步區分不同權利義務約定，以界定其法律關系並確定案由。具體而言：
1．委託理財合同糾紛案件。當事人雙方在合同中約定，委託人以自己的名義開設資金賬戶和股票賬戶，委託受託人從事投資管理的；或者委託人直接將資金交付給受託人，由受託人以自己的名義或實際上借用他人名義從事投資管理的，應認定雙方成立委託理財合同，並以委託理財合同糾紛確定案由。
2．委託監管合同案件。證券公司、期貨公司或其分支機構接受委託理財合同的雙方當事人或資產委託人的委託，承諾對委託資產的交易賬戶進行監督管理的，應認定成立委託監管合同關系，並以委託監管合同糾紛確定案由。
在委託理財合同案件和委託監管合同案件中，在法律適用方面宜遵循如下思路：首先，應主要以《民法通則》《合同法》等民商事基本法律作為法律適用依據。其次，從《證券法》《期貨交易管理條例》等金融法律、法規中尋找有關證券、期貨等交易規則，作為處理案件之依據。再次，從中國證監會等金融監管機構制訂的相關金融行政規章中援引有關營業資質、禁止性交易行為等規定作為判案的參照依據。目前這類參照依據主要包括：中國證監會證監機構字[2001] 265號《關於規范證券公司受託投資管理業務的通知》、證監機構字[2003]107號《關於證券公司從事集合性受託投資管理業務有關問題的通知》以及2003 年中國證監會第17號《證券公司客戶資產管理業務試行辦法》等。最後，對於具體案件中出現的新型疑難法律問題，應結合國家宏觀經濟和金融政策，綜合運用委託理財案件審理原則、民商法基本原則、原理和法律解釋學的方法予以分析和處理。
3．借款合同糾紛案件。當事人雙方在合同中約定，委託人將資產交由受託人進行投資管理，受託人無論盈虧均保證委託人獲得固定本息回報，超額投資收益均歸受託人所有的（即約定保證本息固定回報條款），屬於「名為委託理財、實為借貸關系」的情形，應認定雙方成立借款合同關系，以借款合同糾紛確定案由，並適用相關法律、行政法規和司法解釋的規定。
4．合夥協議糾紛案件。當事人雙方在合同中明確約定，委託人將資產委託給受託人，受託人提供專業理財服務，雙方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應認定雙方成立以委託理財合同為表現形式的合夥關系，以合夥協議糾紛確定案由，並適用《民法通則》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的相關規定。
5．信託合同糾紛案件。在委託理財合同實踐中，若合同約定委託人將其資產委託給受託人，由受託人按照委託人的意願並以受託人自己的名義進行管理，委託資產與委託人資產和受託人的固有資產相互分離，以使委託人或委託人指定的受益人獲得收益，且受託人具備法定資質的信託投資機構等《信託法》所規定的信託行為構成要件的，應認定成立信託合同關系，以信託合同糾紛確定案由，並適用《信託法》及相關法律、行政法規和司法解釋的規定。
如能給出詳細信息，則可作出更為周詳的回答。

❻ 外匯期貨詐騙給了一部分錢還可以報警嗎

外匯被騙可以報警

(一)根據《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

(二)貸款詐騙案(刑法第193條)

以非法佔有為目的，詐騙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貸款，數額在一萬元以上的，應予追訴。

(三)票據詐騙案(刑法第194條第1款)

進行金融票據詐騙活動，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應予追訴;

1、個人進行金融票據詐騙，數額在五千元以上的;

2、單位進行金融票據詐騙，數額在十萬元以上的。

(四)合同詐騙案(刑法第224條)

以非法佔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應予追訴：

1、個人詐騙公私財物，數額在五千元至二萬元以上的;

2、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以單位名義實施詐騙，詐騙所得歸單位所有的，數額在五萬至二十萬元以上的。

❼ 最高法明確上海金融法院案件管轄范圍是什麼

8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關於上海金融法院案件管轄的規定，該規定將自2018年8月10日起施行。

根據規定，上海金融法院管轄上海市轄區內應由中級人民法院受理的下列第一審金融民商事案件：

——證券、期貨交易、信託、保險、票據、信用證、金融借款合同、銀行卡、融資租賃合同、委託理財合同、典當等糾紛。

——獨立保函、保理、私募基金、非銀行支付機構網路支付、網路借貸、互聯網股權眾籌等新型金融民商事糾紛。

——以金融機構為債務人的破產糾紛。

——金融民商事糾紛的仲裁司法審查案件。

——申請承認和執行外國法院金融民商事糾紛的判決、裁定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負責人表示，上海金融法院不能跨上海市行政轄區管轄金融民商事案件。同時，為充分發揮上海金融法院專業審判職能，服務保障金融創新需要，對於實踐中出現的上海市轄區外確實存在著適用法律、認定事實重大爭議情形的案件，根據法律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另行指定上海金融法院進行管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