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轉基因大豆期貨分析報告

⑴ 求大豆的期貨分析，要基本面和技術面分析，2000字左右。最好是Word文檔。我的郵箱[email protected]

您是不是要最新的大豆期貨的文章？是投資報告吧？
分給我吧！
我近期正在做大豆的期貨投資分析，可以發給你！

⑵ 國內期貨市場的黃大豆是轉基因大大豆嗎

大豆一號是非轉基因大豆才能交割，大豆二號的交割是轉基因大豆，當然如果願意拿非轉基因大豆交割也可以。我國進口的都是轉基因大豆，出油率比國內的高很多，我們在超市買的豆油，包裝上都寫著大豆的產地，有美國、阿根廷，這就是轉基因大豆榨的油，國內的價格要跟隨美國大豆的價格波動。

⑶ 大豆期貨投資分析報告

有啥好些的，大豆中國又沒定價權，美國想整你就把期貨價格拉高然後再套你一把，讓你欲哭無淚，哎

⑷ 東京穀物交易所 非轉基因大豆的期貨合約 有什麼優缺點嗎 誰能給點評論啊!急!

國內期貨的大豆都是指的轉基因大豆，絕大多數進口自南北美，轉基因大豆在現貨交易數量上遠遠大於非轉基因大豆。非轉基因大豆的價格走勢對轉基因大豆價格走勢的關聯性並不大。

⑸ 期貨中的 大豆1大豆2是 什麼意思

1號黃大豆指的是非轉基因大豆，主要代表的是國內的大豆價格。

2號黃大豆轉基因大豆，主要用作榨油，如超市裡賣的植物油標明加工原料為轉基因大豆。

1號黃大豆和2號黃大豆，兩者均是在大連商品期貨交易所上市的期貨品種。

2002年3月，由於國家轉基因管理條例的頒布實施，進口大豆暫時無法參與期貨交割，為此，大商所對大豆合約進行拆分，把合約拆分為以食用品質非轉基因大豆為標的物的黃大豆1號期貨合約和以榨油品質轉基因、非轉基因大豆為標的物的黃大豆2號期貨合約。

(5)非轉基因大豆期貨分析報告擴展閱讀：

黃大豆1號、黃大豆2號合約臨近交割期時交易保證金收取標准為：

1、交割月份前一個月第一個交易日：合約價值的10%；

2、交割月份前一個月第六個交易日：合約價值的15%；

3、交割月份前一個月第十一個交易日：合約價值的20%；

4、交割月份前一個月第十六個交易日：合約價值的25%；

5、交割月份第一個交易日：合約價值的30%。

⑹ 轉基因大豆和非轉基因大豆有什麼區別

轉基因大豆和非轉基因大豆區別：

一、外觀不同：

轉基因大豆呈現亮黃色，非轉基因大豆呈現淡黃色。而且轉基因大豆要普遍比非轉基因的大豆大，因為是人工培植，其內部的營養成分以及基因和非轉基因不一致，轉基因生產的大豆會更加的飽滿。

二、產量不同：

轉基因的大豆產量是非轉基因的數倍。正因如此，轉基因大豆才收到很多種植機構或者種植戶的青睞。但是在另一方面，轉基因的大豆的營養並沒有非轉基因的大豆要高。

三、發芽的能力不同：

用水浸泡大豆三天，能夠從發芽程度上進行判斷。轉基因大豆是不會發芽的，只會變得個體膨脹；而非轉基因大豆就能很清晰的看到芽苗生長出來。

四、大豆蟲蛀程度不同：

由於轉基因大豆轉入了抗蟲、抗葯的基因，所以轉基因的大豆通常形態整潔，幾乎看不到任何蟲蛀痕跡。而非轉基因若是保存不當便容易生蟲蛀。

⑺ 非轉基因大豆是什麼意思

轉基因大豆指的是將某些物種所呈現出優秀性狀的基因，轉入可滿足人類生存需求的動、植物、微生物基因組中 , 以使物種表現出其自身缺乏的優秀性狀。 在基因轉入過程中，由於不可預見的基因突變，可能會轉化為會對人體產生危害的有毒蛋白質等諸多因素。所以涉及到轉基因的安全問題 。
世界糧農組織、世界衛生組織及經濟合作組織表示轉基因食品可能帶來環境風險和健康風險，人工移植外來基因可能令生物產生 「 非預期後果 」 。
世界上最好的大豆生產在中國東北(非轉基因),價格很高,中國把這些大豆出口到美國,這些錢再從美國進口美國大豆,轉基因大豆由於產量大所以很便宜,而且出油量也很高,這樣回到中國的大豆數量就變成原來的3~4倍,主要做成大豆油,價格便宜,能夠保證人民的食用油.
但在英國和日本,95%以上的人都不接受轉基因食品,是轉基因的要明顯標出來,而且價格特別便宜,但是也沒有什麼人買。 [編輯本段]對轉基因作物是否有害的探究轉基因作物，是指那些通過遺傳工程進行修飾，根據需要轉入某種特定基因的作物。目前最常見的是轉入抗除草劑基因，這樣的轉基因作物可以抵抗普通的、較溫和的除草劑，因此農民用這類除草劑就可以除去野草，而不必採用那些毒性較強、較有針對性的除草劑。其次是轉入抗蟲害基因，用得最多的是從芽孢桿菌克隆出來的一種基因，有了這種基因的作物會製造一種毒性蛋白，對其他生物無毒，但能殺死某些特定的害蟲，這樣農民就可以減少噴灑殺蟲劑。據統計，在過去的四年內，美國由於推廣抗蟲害轉基因作物，少噴灑了270萬磅的殺蟲劑。轉基因作物還能增加產品，例如抗蟲害轉基因玉米能增產5－15％。轉基因技術也可用於改變食物的營養成分，例如減少土豆的水分，這樣炸出來的土豆片更脆；降低植物油中的不飽和脂肪酸，能延長儲存期限。
轉基因西紅柿不僅容易運輸、保存，而且味道也更佳。菲律賓的國際水稻研究院正在試驗「金水稻」，通過轉基因技術讓水稻製造貝塔胡蘿卜素（維生素A的前體），有助於消滅在亞洲地區廣泛存在的維生素A缺乏症。轉基因技術也可提高水稻中鐵元素的含量，以減少亞洲婦女常見的貧血症。
轉基因作物的歷史很短。1992年，中國種植了世界上第一批商用轉基因作物－－轉基因煙草。1994年，美國市場上才首次出現了轉基因食品，一種軟化緩慢的西紅柿。由於轉基因作物的巨大優勢，推廣非常快。到2000年，全世界已有4420萬公頃的土地種植轉基因作物，其中美國佔68％，阿根廷佔23％，加拿大佔7％，中國佔1％，其他國家佔1％。大豆、玉米、棉花和油菜是主要的轉基因作物，在美國，有近一半的大豆、棉花，超過三分之一的玉米、油菜是轉基因作物。美國超級市場上的食物製品中，約60％含有轉基因的成分。在公眾的反對聲中，目前這個發展勢頭已緩慢下來，特別是在工業化國家，轉基因作物的種植面積有減少的趨向。美國雖然還沒有限制轉基因作物，但是由於美國是農產品出口大國，歐洲、日本對轉基因作物進口的限制，也打擊了美國農民的積極性。
生物學界對轉基因作物的危害性本無爭議。始作俑者是蘇格蘭的一位免疫學家普茲太（Armand Putztai），他在1998年在英國電視上接受采訪時聲稱，根據他的研究結果，轉基因土豆對老鼠有毒，能破壞老鼠的免疫系統，歐洲輿論因之大嘩，是歐盟限制轉基因食物的導火線。他的這項研究終於正式發表的時候（1999年發表在醫學刊物《柳葉刀》上），對轉基因作物的爭議已越過大西洋到達了美國。1999年3月，三千多名示威者在「生物2000年」大會在波士頓召開之際，舉行了反基因食物大示威，引起了全美國的關注。1999年5月，美國康奈爾大學洛希（John Losey）實驗室向英國《自然》雜志報告說，他們用沾有抗蟲害轉基因玉米花粉的草葉喂養大花蝶的幼蟲，導致這些毛毛蟲死亡。這兩項研究成了反對轉基因作物的活動者反復提及的「經典」研究，涉及了兩個主要問題：轉基因作物是否有害人體健康？是否會破壞生態環境？
在普茲太的研究中，他向老鼠餵食製造凝聚素蛋白的轉基因土豆（凝聚素能抗蟲害），發現老鼠的腸道受到損害，得出結論這是轉基因食物所導致的。這項研究遭到了眾多的批評，包括缺乏合適的空白對照，以及用於喂養老鼠的膳食營養結構不平衡，後者也可能導致觀察到的病變。其他的研究結果得出了不同的結論。至少有三項研究表明，轉基因土豆和轉基因大豆對動物的健康和生理活動都 無影響。轉基因作物往往是過量地製造某種外源的蛋白質，即使無毒的話，是否能導致過敏？這是更值得關注的問題。如果一種蛋白質不會導致過敏，那麼製造它的轉基因作物也不會導致過敏。例如還未發現有人會對植物鐵蛋白過敏，那麼提高鐵含量的轉基因大米也不會因此使人過敏。那些會使某些人過敏的蛋白質如果被導入作物中，則有導致過敏的可能性。研究人員在研究轉基因作物時，已充分考慮到這個問題。過敏症的患者90％以上是對牛奶、乾果、蛋類、海產品、小麥、豆類過敏，因此來自它們的基因將不被採用，例如，為了增加大豆中的甲硫氨酸的含量，一種巴西乾果的蛋白質基因曾被轉入大豆，實驗發現這種大豆可能引起過敏，因此未推向市場。對轉基因作物製造的新蛋白質，其化學成分和結構與已知的500多種過敏原做比較，如果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也會被放棄。大部分的過敏原都難以消化，因此轉基因產生的新的蛋白質要檢測是否能夠被消化，如果不能，該轉基因食物也不能供食用。有一種轉基因玉米被懷疑有可能引起過 敏，被美國管理部門規定只能用於喂養牲口，去年發現它也被快餐店用於製作玉米片、炸玉米卷，引起全國性回收，商家損失慘重，曾經轟動一時。在經過了嚴格的檢測和管理之後，含有過敏原的轉基因食物能夠上市的可能性很小。
我們再來看看對生態環境的可能影響。抗蟲害轉基因作物分泌的毒性蛋白，除了毒死特定的害蟲，有沒有可能也毒死其他生物？洛希等人對大花蝶的研究，想要說明的就是這個問題。這個研究結果也備受非議，被指責無法重復，實驗用的大花蝶幼蟲被強制只餵食沾轉基因玉米花粉的草葉而沒有其他選擇，以及實驗用的轉基因玉米花粉含量過高。根據美國環境保護局的估計，草葉表面上轉基因玉米花粉的數量達到每平方厘米150粒時，也不會對昆蟲造成危害；而在田野，草葉表面所沾的玉米花粉數量只有每平方厘米6到78粒。因此在自然環境中，轉基因玉米花粉不會危害大花蝶幼蟲。還有一項研究表明，抗蟲害轉基因玉米的根部能分泌毒性蛋白，可能會在土壤中累積起來危害其他生物。這項研究是將玉米長在培養液中，從培養液提取毒性蛋白喂養天蛾幼蟲。其他研究者發現，如果將玉米長在土壤中，其根部分泌的毒性蛋白會迅速被降解掉，而失去了毒性。
顯然，對抗蟲害轉基因作物對其他生物的影響值得進一步研究，但應該盡量接近自然環境，才有說服力。

⑻ 吃轉基因大豆有什麼害處

五大隱患

1.毒性問題

一些研究學者認為，對於基因的人工提煉和添加，可能在達到某些人們想達到的效果的同時，也增加和積聚了食物中原有的微量毒素。

2.過敏反應問題

對於一種食物過敏的人有時還會對一種以前他們不過敏的食物產生過敏，比如：科學家將玉米的某一段基因加入到核桃、小麥和貝類動物的基因中，蛋白質也隨基因加了進去，那麼，以前吃玉米過敏的人就可能對這些核桃、小麥和貝類食品過敏。

3.營養問題

科學家們認為外來基因會以一種人們當前還不甚了解的方式破壞食物中的營養成分。

4.抵抗作用

當科學家把一個外來基因加入到植物或細菌中去，這個基因會與別的基因連接在一起。人們在食用了這種改良食物後，食物會在人體內將抗葯性基因傳給致病的細菌，使人體產生抗葯性。

5.環境的威脅

在許多基因改良品種中包含有從桿菌中提取出來的細菌基因，這種基因會產生一種對昆蟲和害蟲有毒的蛋白質。在一次實驗室研究中，一種蝴蝶的幼蟲在吃了含桿菌基因的馬利筋屬植物的花粉之後，產生了死亡或不正常發育的現象，這引起了生態學家們的另一種擔心，那些不在改良范圍之內的其它物種有可能成為改良物種的受害者。

(8)非轉基因大豆期貨分析報告擴展閱讀：

對中國影響

轉基因大豆進入中國以後，大部流進入了外資背景的食用油加工企業，其產品很快佔領了大部分市場，從而影響了中國大豆加工資源環境，不利於本土食用油加工企業的發展。

中國本土的一些食用油加工企業，由於使用的是非轉基因大豆等原料，與轉基因大豆油相比，價格較高，不具有競爭力，在轉基因大豆油的價格支配下，中國油脂企業效益急劇下滑，經營陷入困境。回望中國大豆市場被進口轉基因大豆主宰的過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全球四大國際糧商（ADM、邦吉、嘉吉和路易達孚）極富戰略眼光，為吞下中國大豆產業意在長遠。首先，改變中國人傳統烹調油的飲食習慣；

其次，國際糧商作為引進的外資，享受優惠政策，在中國相繼投資建起以進口大豆為原料的壓榨加工企業。與此同時，國內資本也涉足以進口大豆為原料的榨油領域，越來越多的國內資本進入大豆壓榨領域時，壓榨企業於是便遍地開花。於是中國的經濟學家、產業界沉醉於世界大豆壓榨重心東移，我們勞動力具有比較優勢，中國成為世界加工廠的進程加速，殊不知我們早已一步步落入四大國際糧商的口袋中。

由於加工能力擴張，大豆原料緊張成了加工壓榨企業時時頭痛的問題。2004年，一些內資壓榨企業決定成立采購團到美國購買大豆，以增加討價還價的能力。而就在采購團赴美前夕，美國農業部發布消息稱，該年度大豆欠收。

當天美國芝加哥期貨交易所大豆價格猛漲，從先前每噸220美元暴漲到391美元，創15年來的新高。當中國采購團簽下巨額采購合同離美後不久，美國農業部出面澄清，新的數據顯示世界大豆產量將大增。芝加哥期貨交易所大豆價格迅速掉頭向下，暴跌至266美元。中國商人損失慘重，一些企業破產。

不過，也有評論認為，采購團在下單之前過分宣揚（而不是保守秘密）是推高市場預期的原因，而並非一個陰謀。

這時，四大國際糧商及時「雪中送炭」，讓瀕臨破產的中國壓榨企業繼續運營下去，條件是轉讓股權。由此四大國際糧商借機收購、控股了一大批中國壓榨企業，完成對中國大豆壓榨加工產業的布局。數據顯示，全國97家大型油脂加工企業中，外資控制了64家，佔66%，外資還佔有中國進口大豆加工能力的80%。

在完全控制了中國大豆產業鏈的原料、加工、市場的各個環節後，國際大豆期貨市場再次興風作浪。受國際市場影響，2007年國內大豆期貨價格從年初2600元到年底時漲至4100元，2008年繼續飆升，7月達到最高5240元。短短18個月，價格翻了一番。

夏友富在2006年9月25日的轉基因國際論壇上公布了他的研究發現，「這並不是由需求產生的，而是由市場壟斷產生的。中國因為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進口國，價格暴漲讓中國多付78億美元。」他說，「我們願意拿出數千億美元去國外買轉基因大豆，並多支付78億美元，卻不願意把錢補貼給農民。可能只要10億人民幣用於大豆種子的研究開發，就能讓中國農民用上更好的種子。」

更可怕的是，轉基因大豆試圖在中國進一步擴展地盤，中國的腐敗分子及不法商人和美國轉基因大豆供應商聯合設套，想讓轉基因大豆混進中國糧庫。去年年末，黑龍江省糧食部門發現，一些經銷商利用國家以優惠價格收購國產大豆的政策，將疑似進口轉基因大豆冒充國產大豆，賣給國家糧庫賺取價差。

黑龍江大豆協會調查證實，11月，山東新昌食品公司拒收黑龍江佳木斯貿易商銷售的大豆，原因是其中混入了疑似轉基因大豆，此前，這家佳木斯貿易商銷售的一直是黑龍江的國產大豆。可以毫不客氣的說，一旦中國的糧庫里充斥著轉基因大豆，中國的大豆產業就會全部被美國人所掌握，中國的國家安全也就越來越攥在美國人的手裡。

新華社2013年6月13日晚發布消息稱，農業部日前批准發放了三個轉基因大豆進口安全證書，但並未說明進口的是哪些國家。此前，曾有消息稱中國政府已批准進口阿根廷和巴西的轉基因農作物。

辨別

由於轉基因大豆，培育目的是抗蟲，抗葯，所以分辨方法應該從這一特點出發，一般非轉基因的大豆，偶爾能看到蟲蛀的痕跡。

另外，非轉基因大豆，如果保存不善也容易生蟲，而轉基因的大豆通常形態整潔，幾乎看不到任何蟲蛀痕跡。

再有，難以通過發芽方法分辨，是否非轉基因，因為世界范圍內廣泛種植的Rounp Ready轉基因大豆。

⑼ 轉基因大豆與非轉因大豆的利弊

先聲明：有興趣就看，沒興趣繞行~~~~~~~！！！！

我只截取了一段，全文是《郭於華：天使還是魔鬼 轉基因大豆在中國的社會文化考察》裡面介紹了很多，我截取的是你想關心的一段，耐心看吧你~

「轉基因」是指利用分子生物學手段將人工分離和修飾過的基因導入生物體基因組中，使其生物性狀或機能發生部分改變。這一技術稱為轉基因技術，在中國亦稱為 「遺傳工程」、「基因工程」。經轉基因技術修飾的生物體常被稱為「遺傳修飾過的生物體」（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簡稱GMO）。以轉基因生物體直接作為食品或以其為原料加工生產的食品就是轉基因食品。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轉基因大豆產品是由美國孟山都（Monsanto）公司開發生產的抗草甘膦除草劑大豆（rounp ready soybean），其改良功能在於能抵抗草甘膦除草劑。種植這種轉基因大豆，農民只需噴灑一次草甘膦除草劑即可控制雜草生長，而大豆生長卻不受影響。而此前草甘膦對於普通大豆作物則是致命的。
自1996年轉基因農作物進入商業化種植以來，美國一直是採用轉基因技術最多的國家。目前，美國農產品的年產量中70％的大豆、45％棉花和40％的玉米已逐步轉化為通過轉基因改制的方法生產。美國允許大豆、玉米、棉花、油菜和土豆等20多種轉基因農作物的種子在美國播種。據估計，從1999年到2004 年，美國轉基因農產品和轉基因食品的市場規模將從40億擴大到200億元。美國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糧食出口國，同時也是最大的轉基因作物生產國和出口國。 2001年7月5日，美國農業部公布的調查結果顯示，美國當年播種轉基因大豆達3330 萬公頃，占播種面積的68％。目前美國轉基因大豆的年產量達到5500多萬噸，接近其總產量的70％（引自中華基因網，2002-06-21）。
與任何一種新事物面世一樣，轉基因產品也帶來不同的看法和激烈的爭論。持贊成觀點的主要依據有：（1）轉基因技術可增加糧食生產、減少生產的投入，有助於解決世界范圍的糧食問題。（2）轉基因農作物具有抗病蟲害、抗除草劑的特性，可減少殺蟲劑、除草劑的使用，有利於環境保護。（3）轉基因技術可以通過利用某些基因，增加食物品種，改善食物品質，使食物更加可口。（4）轉基因技術可准確地生產人類想要的動植物品種，克服傳統嫁接及雜交技術的不確定性。此外癌症等頑症的治療亦可望取得突破。
而持反對立場的觀點則指出：（1）轉基因技術使不同物種的基因相互融合，而對其後果卻無法控制，因而可能造成基因污染，引起生物安全上的問題。（2）轉基因食品可能存在毒性問題，對人的負面影響可能有很長的潛伏期，而其對人體的長期影響尚難以確定。（3）某些人對轉基因食品存在過敏反應。（4）轉基因食品的營養作用、對抗生素的抵抗作用、對環境的威脅等問題尚未得到證實或解決。（5）一些實驗已經表明了轉基因食品的負面影響。
到目前為止，轉基因食品尚未能從科學原理上被證明完全無害或確定有害，因為科學技術手段還未能達到確切地了解和控制插入基因的位置、表達狀態和全部影響。在這種支持和反對雙方都不能給公眾一個明確保證和充分論證的情況下，決定轉基因產品命運的將只能是各國的社會結構性特徵、制度安排、利益取向和文化因素了。
歐洲作為最大的抗拒轉基因的團體與美國在轉基因食品問題上發生激烈爭執，當然這不僅緣於雙方在食品安全、生物安全等方面有認識上的差異，更由於他們在此有貿易上的經濟利益之爭。歐洲對轉基因食品的抵制從一定程度上說是對美國在這一領域中壟斷優勢的抵制。帕爾伯格的研究指出：歐洲農民與轉基因作物保持距離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歐洲的消費者害怕食用它們。盡管Nuffield生物技術委員會公布的結論指出：迄今為止這個國家市場上所有的轉基因食物對於消費都是安全無害的。然而這一專家的保證卻因歐洲消費者的不信任而大打折扣。這部分緣於1996年的「瘋牛病」恐慌，這一危機瓦解了消費者對於專家觀點和官方觀點的信任，這發生在英國公共衛生官員給消費者的錯誤保證——食用病畜的肉沒有危險。盡管瘋牛病與食物的基因修改並無聯系，但由於美國的轉基因大豆正是在 1996年引入歐洲市場，因而導致消費者對於食品安全的焦慮。在上述焦慮形成的過程中，非政府組織（NGOs）起了重要作用。在歐洲公開的抗議活動造成反對派的合作和迫使政府妥協。1998年4月，在沒有任何轉基因食物有害的科學證明的情況下，布魯塞爾停止了新的轉基因作物在歐共體國家的使用和進口。同年歐共體還頒布了轉基因食物的標簽規定。這種反對力量在1999年擴大到歐洲以外的食物進口國家，如大豆進口量很大的日本、韓國及澳大利亞和紐西蘭（Paarlberg, 2000a）。
發展中國家的情況又如何呢？帕爾伯格曾使用一個分類體系來檢討一些發展中國家關於轉基因作物的策略選擇：即從知識產權、食品安全、生物安全、貿易和公共研究投資五個方面分析了巴西、中國、印度和肯亞四國有關轉基因的政策。各國政府的政策選擇可以分為促進的（promotional）、允許的（permissive）、預防的（precautionary）和阻止的（preventive）幾種類型。帕爾伯格的研究表明，除了中國官方認可轉基因作物的商業種植外，其他三國盡管有科學家和決策者的推促，但預防性（precautionary）的生物安全政策仍然限制這些作物到達農民手中。作者試圖解釋這四個國家的不同政策，並認為國際壓力是造成上述三國限制轉基因作物的主要原因，而中國走了一條不同的路線，原因也在於它相對地隔離於這種國際壓力（Paarlberg, 2000b）。
從相關研究和各類媒體的報道中，我們不難看到，關於轉基因食品的各種不同觀點、爭論和與之相關的各類政策、規則和限定，都不僅僅是基於對轉基因技術本身的科學和理性思考之上，而是有著各自潛在的、更為深刻和復雜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原因。在支持和反對轉基因的論戰中，至少涉及到這樣一些力量的較量：國家利益——不同的國度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對轉基因作物的生產特別是貿易做出抉擇；開發轉基因作物的大公司，無疑是這一新技術的最大獲益者和主要推動力量；發達國家種植轉基因作物的富裕農民，因其生產成本降低也是轉基因作物的重要受益者，但是由於近年來許多國家和地區對轉基因農產品的抗拒，也面臨重新選擇和調整種植策略的問題；以歐洲、日本、韓國為主、因食品安全的考慮拒絕轉基因食品的消費者；以綠色和平（Greenpeace）為代表以保護環境為主要目標的非政府組織，堅決而積極地抗拒轉基因產品。自上個世紀末以來，圍繞著轉基因技術和轉基因產品，上述集團或組織依據各自的觀念和意識形態工具展開了堪稱轉基因大戰的爭論，時至今日這一爭戰仍方興未艾。
中國在這樣一個全球性的背景中處於什麼位置呢？作為發展中國家，它是否如一些西方研究者所言對轉基因採取相當獨特的擁抱（embrace）姿態（Holland, 2000）呢？回答中國如何反應是相當復雜的問題，因其涉及到處於社會轉型過程中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方方面面。
從經濟方面來看，在大豆的生產、消費、加工、進口貿易等方面中國面臨多重困境。
困境一：大豆生產下滑與需求增加的矛盾。90年代以來，國內的大豆消費一直保持持續增長的趨勢，一是作為中國傳統健康食品的大豆製品的消費量穩步增加，二是食用油的消費大大提高，三是肉禽蛋奶的消費迅速增長。大豆的直接產品正是豆製品、豆油和用於畜牧業飼料的豆粕。而另一方面，由於有關大豆的政策、市場價格和進口等方面的原因，大豆生產一直徘徊不前，保持著每年200-400萬噸的供需缺口，需進口大豆來維持平衡（常秀亮，2000）。從1995年開始，國內大豆產量一直在1500萬噸上下徘徊，迄今不見好轉。需求持續上漲造成的市場機遇與國產大豆擦肩而過，而數量巨大的進口大豆可謂乘虛而入。繼而造成：
困境二：凈出口國變成最大的大豆進口國。中國是大豆的原產地，其栽培歷史在4000年以上；中國也是大豆資源最豐富的國家，擁有世界上已知野生大豆品種的 90%，計有6000種以上。大豆曾經是中國的傳統出口產品，是出口創匯的大宗農產品。中國大規模進口大豆始於1995年，據海關統計，1995年進口大豆80萬噸，此後四年進口量分別為111萬噸、296萬噸、320萬噸和432萬噸，2000年則猛增至1042萬噸——這一年，中國一躍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進口國。2001年，這個數字變為1500萬噸。1995年以前中國還一直是大豆凈出口國，從凈出口國到世界上最大的進口國，中國僅用了短短5年。變化之大，用一位農業專家的話說，堪稱「驚心動魄」。不僅如此，據更為嚴謹的判斷，大豆進口量已經超過國內生產量。如果按每噸200美元估算，1500萬噸進口大豆需支付30億美元——與進口波音飛機的價值相若（龐瑞鋒，2002）。
困境三：與上一個困境相連，一方面是大量依賴進口，另一方面則是國產大豆銷售困難，其結果就是形成人們所說的「洋豆傷農」局面。國產大豆的價格與品質雙重喪失優勢，失去市場競爭力。值得關注的是，國產大豆為非轉基因大豆，是有機的安全農作物，其「自然品質」堪稱優異，但這一優越的自然品質卻未能進入市場價格機制。換言之，國產大豆的「綠色價值」未能實現，未能在市場價格中體現出來。在市場的選擇中起決定作用的是大豆的「商品品質」，即高含油量、高蛋白含量。而國產大豆因品種混雜、品質不一、含油量低（進口大豆含油量一般在19%左右，國產大豆平均只有17%）等而失去對進口大豆的競爭力。此外，國產大豆的生產成本也沒有優勢，進口大豆的到岸價（FOB）比國產大豆平均還要低10%。不難想到，「綠色價值」的不被承認其實還是市場中技術霸權與信息壟斷的結果。
困境四：中國加入世貿後，首先和受到最大沖擊的是中國的農業。按照WTO的一般原則，國際農產品協議主要包括三個內容：增加進口市場准入；削減對國內生產者支持；減少出口補貼。在此背景下，如何保護本國農業和農民的利益尚無良策。在中美農產品貿易談判中，中國同意大幅度增加最低關稅限額（TRQ1－3％）的農產品進口數量，取消農產品的出口補貼。中國在總體上把農產品進口關稅降低到17％以下，而其中大豆僅為3％。這些變化對中國細小規模的農業生產、對增加農民收益和農村就業等都有很大的負面影響（溫鐵軍，2002；姚監復，2002）。加入世貿後，中國越來越需要靠國際慣例和法規來對貿易進行管理和控制，而不是靠政策，以免受到非關稅貿易壁壘的指責。2001年5月，中國政府頒布《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評價管理辦法》、《農業轉基因生物進口安全管理辦法》、《農業轉基因生物標識管理辦法》三個農業轉基因條例，並確定2002年3月20日開始實施。從長遠角度看，條例有望成為中國政府調控大豆進口的有效工具，但其在具體情境、關系中實際運作的結果如何，只能拭目以待。

二、認識「轉基因」——神秘的知識—權力場域

從一開始遭遇「轉基因」，中國所面臨的就不僅僅是科學技術和生產貿易的問題，而同時也是政治與社會的重要問題。
1、社會結構特性
與轉基因農作物直接相關的首先是一個社會中的農業和農業政策的特性。任何一種農業政策，都難免是三個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其一是土地、人口和氣候等自然因素，其二是市場因素，其三是政治因素。以美國農業的發展變化過程來看，美國政府自1930年代新政以來對農業持續不斷的支持和補貼，是決定二戰後美國農業發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美國有著得天獨厚的農業資源，有著發達的資本主義市場，農民的生產與農產品市場和國際市場關系密切而直接。同時，不難看到，美國農業能夠成為一個資本、技術密集型，極具國際競爭力的產業，同美國政府的積極政策支持是分不開的。而美國政府能夠持續不斷地向農業提供支持和補貼，又需從政治的角度方能解釋。用最簡單方式概括，自新政以來的美國農民屬於人口規模小、組織水平高、政治能量大的利益集團，他們在影響政治選舉和聯邦政府的決策中可謂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張光，2002）。
與美國農業和農民的特點形成鮮明對比，中國的農業是勞動密集型的、依靠傳統技術的自給自足型農業，而非資本與知識密集型的依靠現代技術的市場競爭型農業；中國的農民是人口數量最大、組織化程度最低、政治力量最弱的群體，事實上他們構成中國社會最主要的弱勢群體。首先，尚未擺脫傳統小農經濟的中國農業實際上是市場化程度最低的產業，數據表明，中國糧食總產量中的70%基本是小農自給自足，糧食商品量自1984年以來穩定在總量的30-35%，而國家定購的糧食占商品量的40-60%左右，亦即僅占生產總量的約15%（溫鐵軍，2002）。這與美國等發達國家高達90%以上的糧食商品率全然不可同日而語。中國農民至今仍然是通過向國家繳納農業稅、特產稅和「三提五統」等稅費而間接地與市場發生關聯的，他們並未真正進入自由市場貿易。尤其是，在發達國家農業補貼仍然很高的國際競爭背景下，中國目前仍然實行向農民徵收稅費的負保護政策，這在根本上使中國農業在國際競爭中處於不利地位。其次，自從共產主義制度在中國建立，糧食的收購和價格就成為國家的利益與農民的利益孰輕孰重的戰略問題。在長達25年的農業集體化中，國家對糧食貿易的壟斷、對征購糧制定低價明顯地使農民的利益與國家政策對立起來。集體化解體後，國家的糧食貿易和價格政策雖然也先後做了幾次改革嘗試，但最終這些改革都未能解決糧食貿易放開的問題，而國家和農民利益之間的沖突以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Aubert，1997-1998）。當下中國所面臨的最嚴峻的問題之一是90年代中期以來農產品總體價格持續低迷和農民收入的下降。根據胡鞍鋼的研究，過去10年農業附加值GDP總量比重大幅度下降，由1990年的27%下降至2000年的16%；按支出法計算，農村居民消費額佔GDP比重由1990年的28%下降至2000年的22%。這兩個比重明顯下降，使八億農民處於極其不利的境地。在過去四年（指 1996-2000年期間），全國農產品銷售價格指數累積下降了22.6%，廣大農民直接現金損失在3000億元以上；從農村居民家計調查看，1997年人均農民出售農產品收入為1092元，到2000年下降為600元，約下降了45%，這相當於每個農民比1997年少獲農產品現金收入492元，這相當於八億農村人口減少現金收入3972億元。這樣一種狀況使得中國農業和八億中國農民成為中國加入WTO後受到沖擊最大、遭遇風險最明顯的產業和人群。（胡鞍鋼，2002）
從根本上講，農民的經濟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是制度安排的結果。有學者用「一國兩制」來表述這一社會結構特性。這並非指中國大陸與香港、澳門的「一國兩制」，而是指過去50年中國大陸長期形成的城鄉居民的兩種身份制度、教育制度、就業制度、公共服務制度和財政轉移制度，以及兩種差異甚大的生活方式（胡鞍鋼，2002）。這種制度設定和延續造成當今中國社會的分隔與「斷裂」（孫立平，2002）。
在上述制度與社會框架中，農民是中國社會中最大的弱勢群體，他們尚不具備能夠針對市場變化自主地選擇生產產品、經營方式、自身組織形式以及向政府施加壓力的資源與能力。因而在遭遇某種新的作物和技術時，其信息、資源和能力都是極度缺乏的。換言之，中國農民尚未與轉基因農作物發生直接聯系，他們也不構成相關決策中被考量的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