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後期貨幣經濟發展的影響

『壹』 明朝中後期經濟結構變動的意思

明代中後期中原商品經濟日益繁榮。在農業生產中，經濟作物的品種不斷增多，種植面積不斷擴大，農產品商品化程度越來越高。在手工業生產領域，棉紡織業、礦冶業等發展迅速，許多產品進入流通領域。但從總體看，其發展表現出較大的不平衡性。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為城鎮的繁榮提供了有利條件。大批農產品和手工業產品進入城市，城鎮經濟日漸發達，各地城鄉集市貿易蓬勃發展，國內其他省區的商賈亦紛紛前來中原，從事經營活動，促進了中原與其他地區的經濟交流。在社會生產力發展和商品經濟的作用下，這一時期中原地區的階級關系和社會結構逐漸發生一些變化，人們的思想觀念和社會習俗在不斷改變，在自然經濟形態下形成的生產、生活習慣和社會風尚，正在受到越來越強烈的沖擊。

『貳』 明朝貨幣政策對經濟發展有哪些影響

明朝經濟 明朝是中國第一個以白銀為貨幣體系主體的朝代（之前是銅），這與明朝紙幣「大明寶鈔」的流通失敗有很關系。 由於當時人們對中國礦資源勘測的了解與手段有限，誤以為中國是一個銅礦資源比較匱乏的國家。故政府認為，隨著經濟發展和進步，國內有限的銅資源很難滿足貨幣流通的需要。於是，明洪武七年頒布「鈔法」，設寶鈔提舉司，其下再設抄紙、印鈔二局和寶鈔、行用二庫。開始發行大明寶鈔。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年)始造。並於第二年以中書省南京名義發行。 大明寶鈔是明朝官方發行的唯一紙幣，該幣貫行於明朝二百七十年間。由於當時紙質較差，大明寶鈔難以耐久，而又易於仿製。且明代紙幣只發不收，既不分界，也不回收舊鈔，致使市場上流通的紙幣越來越多，寶鈔泛濫成災，發行當年就通貨膨脹，貶值極快，人民紛紛棄之，終以失敗告終。 紙幣發行的失敗進一步抑制了商業的發展，金銀等貴金屬貨幣在攜帶、安全性上又大打折扣，同時國家因為害怕貴金屬流失海外，而動搖國本進而限制商貿活動 ，商業的發展受阻。實際上，這種做法既延緩了東西方通過商貿交流，也延緩了通過商貿往來所進行的文化交流。於是，東西方交流從此漸漸嘎然而止，失去了一個互相學習、融入世界的大好機遇，十分可惜。

『叄』 各位明史的專家們：對於明朝中後期的社會經濟，你的認識與感想。。。曬曬想法啦

16世紀至17世紀中葉，即一般所謂的明朝中後期，是中國歷史發展進程的一個重要轉折。明朝是漢族地主階級建立的中國最後一個王朝，它把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官僚政治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社會經濟發展超過宋元時代的最高水平，並從中醞釀著新舊交替的沖動。伴隨著明王朝統治的由盛而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都顯示出天崩地解的徵兆，延續幾千年的中國封建社會進人了晚期發展階段。正是在這個時期內，中世紀的歐洲發生了革命性變革，開始向資本主義社會轉變。早期西方殖民主義勢力與中國航海勢力在東南亞和中國東南沿海的相遇，使中國的歷史發展進程再也不能孤立於世界歷史發展之外了。這些與以前歷代王朝不同的境遇，造就了明代中後期獨特的歷史地位和豐富多變的時代風貌。
朱元璋在建立明王朝之初，以其傳統的小農文化思維，力圖恢復構建一整套完善而又可以嚴密控制的以小農經濟為核心的社會經濟格局。黃冊戶籍制度、里甲管理體制、賦役徵收方式以及基層社會教化體系，等等，都力圖使農民安頓在土地之上，四民各安其業，形成自上而下的封建社會超穩定的統治。然而，到了明正統至正德(1436—1521)年間，明王朝的政治統治並沒有一如既往地按照朱元璋設計的路線前進，而是出現了種種弊端。宦官專政，政治腐敗；經濟秩序混亂，財政拮據。韃靼、瓦刺興起，屢叩邊關，突入長城。明廷失去了定國安邊的強大實力，內外交困。農民經濟狀況惡化，大量人口向邊區、山區流動，抗爭暴動，此伏彼起。與此相反，流民、棚民開發山區、邊區，促進了湖廣區經濟地位的提升；朝貢貿易衰落，沿海勢豪、商人以至亡賴「冒禁通番」，私人海上貿易興起。政治的腐敗與經濟的發展形成新的沖突，思想文化界也出現了反傳統的呼號。王陽明創立的「心學」，很快風靡學林，「厭常喜新」蔚為風尚。

明嘉靖與萬曆(1522—1620)年間，明朝政治衰象顯現，帝王腐化，首輔柄政與宦官專權交錯更迭，朝臣中朋黨樹立；賦役紊亂，財政匱乏，邊疆、海疆頻頻告急。除了歷史上常有的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威脅外，又加上東方的倭寇和西方的早期殖民主義者的挑戰。與王朝的沒落相反，封建統治的衰敗在一定程度上為民間社會突破原有的統治格局和自主經濟的進步提供了某種良好的環境，社會經濟向商品經濟傾斜發展，農業商品化程度提高，地主經濟和農民經濟都和市場發生更密切的聯系，契約租佃關系發展，定額地租普遍，地權分化激烈，產生永佃權和「一田二主」。手工業區域分工與專業化有所發展，流通市場擴大，區域性商人集團活躍，工商業市鎮在江南等先進經濟區域興起，鄉村手工業和市鎮手工業都有一些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中西經濟文化的交流和沖突開始，中國的海寇、海商與葡萄牙、荷蘭海盜商人角逐於東西洋上。月港——呂宋——美洲間太平洋航路的接通，使中國與海外市場的聯系更加密切。中國海外貿易順差帶來大量白銀貨幣(西班牙銀元)進口，對社會經濟生活產生一定的沖擊。市鎮居民開始顯示力量，逐利拜金、奢侈浪費形成風氣。重利忘義，恃強凌弱，貧富貴賤起落不常，上下尊卑秩序出現混亂甚至顛倒。思想文化領域形成「以情反理」、沖擊傳統的浪潮，一向為人們所輕視的商賈、庶人、優伶等起而搖鐸講學，鼓吹藐視禮法、追求個人情性、及時行樂等異端學說紛陳，科學巨著與通俗文藝並相爭妍。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都透出一股活潑、開朗、新鮮的時代氣息，顯露出新舊沖突變動的徵兆。總之，以農村經濟的新變化為背景，國內外貿易的繁榮，城鎮經濟的發達，商品貨幣流通的拓展，社會行業及其分工的擴大，促進手工業生產的發展及其經營方式的變化，社會經濟走上了以往各個歷史時期都未曾出現過的帶有某種「近代以前的工業化」的歷史進程，從而引發了社會習尚乃至思想文化領域的一系列變化，這就是明嘉靖、萬曆時期社會經濟變遷的主要特徵。

到了明天啟與崇禎(1621—1644)年間，明朝統治走向窮途末路。黨爭激烈，宦官魏忠賢專權，加劇了政治上的混亂局面。滿族貴族在東北建立「後金」(後改稱「大清」)政權，並南下爭雄，荷蘭、西班牙殖民者侵佔台灣。為對付內憂外患，明朝統治者消耗了國力，進而向民間殘酷榨取。水、旱、蝗、兵等災猶如雪上加霜，南北農民紛紛揭竿而起。明廷招架無力，節節敗退，最終被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軍所推翻。在大動盪、大分化與大組合的過程中，新興的滿族貴族戰勝了農民軍，建立了清朝。南明地主勢力和以鄭成功為代表的海上勢力也在抗爭中失敗。社會經濟積累在內亂中消耗殆盡，新舊交替的沖突為一場改朝換代的歷史變故所取代。

從比較世界史的立場來觀察，明初中國封建王朝國力的鼎盛時期正是歐洲「黑暗」的中世紀。西方透露出的資本主義曙光與明中葉以降中國社會新舊交替的沖動幾乎同時。西方的興起，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成功，正是中國的明清之際。西方文明趕上東方文明，中國從先進到滯後，就是在這一時期內發生的。

客觀地說，明代特別是在明代中後期，中國的社會經濟有發展、有遲滯。西方興起所出現的新事物，在明代也有類似表現。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這一運動的『歷史必然性』明確地限於西歐各國」[1](p430)。明代稀疏存在的資本主義萌芽和其他新因素，盡管沒有顯現出資本主義的發展前途，但卻是一場中國式的「原始工業化」(近代工業化前的工業化)，是傳統體制內的變遷。明代後期，經濟作物的推廣，商品性農業的成長，家庭手工業從為本地市場轉變到為外地以至國外市場提供產品，商人資本向手工業滲透，在生產力進步有限的情形下，商品生產在量上有很大的增長。這就是「原始工業化」的開始。作為「原始工業化」的成果，中國的手工商品在正在形成的世界市場中具有價廉物美的競爭優勢。而大量中國手工商品的輸出，還為西方的興起准備了條件。當時的南中國，確有一股「海洋商業文化」的氣派。

從「西化」的標准來理解中國傳統社會內的「原始工業化」和以後的「近代化」，都是值得商榷的。而且，論者往往誇大明朝統治者海禁政策的阻礙作用。實際上，民間私人海上貿易正是突破統治者厲行的海禁政策發展起來的，而「原始工業化」正好與此同步。有明一代，如果不是從政策制定和實施的角度，而是從社會實際生活的角度看問題，明代後期比明代前期應該是更為開放的。中國人私人出海貿易，外國人私人來華貿易，在明代前期那是不可想像的，但在後期卻已成氣候，屢禁而不止了。直至明亡，鄭成功的海上勢力操中國、日本、東南亞之間海洋貿易的牛耳，收復台灣與頂住荷蘭等西方殖民者的東進是舉世公認的事實。明朝海禁政策對「原始工業化」的進程有影響，但絕非決定性的因素。

把海洋貿易作為西方興起的決定性因素，從而把資本主義文化概括為「海洋文化」，即使在今天的西方學者看來，也屬偏頗之論。那種把中華傳統文化說成是農業文化，否認其多元性，甚至把中國在近代的落伍歸咎於傳統文化，都是錯誤的。實際上，明代中後期的社會經濟形態，已經向世人展示了一個極富社會經濟多元化色彩的雛形。

那麼，明代中葉以後開始的「原始工業化」為什麼沒有成功而且迅速退潮呢?從根本上說，這與中國傳統社會多元結構的影響和制約密切相關。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具有既早熟又不成熟的二重特徵，它包容多種生態環境、歷史發展背景、經濟文化發展程度等各不相同的民族與區域於一體，互為補充、互為牽制，有其他社會所無法比擬的適應性和彈性。一方面，它可以比較靈活地改變自己的表層結構以適應各種變化；另一方面，又善於抵禦各種變化，保持深層結構的不變。這樣，新的社會經濟因素往往成長到一定限度便被化解或吸收，反傳統最終被導向補強、完善傳統[2]。在這一社會結構內進行的「原始工業化」，如果不被中斷的話，本來有可能自行發展為與西歐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截然不同的「近代化」。但明代後期傳統社會結構的化解力相當強大，致使這一過程扭曲，新生事物或很快夭折，或改變發展方向，尤其是明代後期中國存在著嚴重的「制度性」缺失，國家體制和社會制度均不能給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因素提供強有力的保障。反觀同時期的歐洲殖民主義者，他們的海外活動則基本上得到本國政府的肯定與支持，而明末的中國海商集團們，一方面要與外國勢力爭奪東方的海上貿易權益；另一方面，又要抵禦來自本國政府的壓迫與追剿。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社會經濟新因素發展的艱難曲折就成了必然的一種趨勢。

從這場「原始工業化」的發展機遇來說，它缺乏社會環境條件的配合。到了明末，明朝統治者超限度的榨取，持續而普遍的特大災害的襲擊，大規模的內戰和動亂，造成社會財富和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破壞。「原始工業化」所必需的環境條件遽然改變，再加上中國傳統政治體制和文化意識的保守堅韌性，無法從社會制度的層面保障新生的社會經濟因素的成長。於是，明代中後期所出現的這場「原始工業化」的發展機遇，不得不在各方面的直接摧殘和間接摧殘之下逐漸喪失。明朝滅亡，鄭成功海上勢力的消失，這一進程也就隨之中斷了。與西方的興起相比較，頗為相似的事情引出了完全不同的結果。明代中後期社會經濟的變遷既透露了中國歷史前進的生機，又給後人留下扼腕嘆息的遺憾。重溫和借鑒這段歷史的經驗教訓，無疑是很有意義的。

明代中後期社會經濟變遷及其新因素發展進程的中斷，固然令人扼腕嘆息，然而我們還不能不樂觀地看到，明代中後期社會經濟的變遷與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與滋長了人們對於中國傳統社會經濟模式的重新審視，尤其是明代中後期社會經濟的變遷發展對於當時思想文化與民間社會習尚所產生的沖擊，已經在中國人的文化意識中培植和滋長了容納多元經濟成分特別是商品經濟與傳統農業經濟相輔相成的價值觀念。我們在研究中國傳統社會特別是明代社會經濟史的時候，往往忽略了對於這一價值觀念的重視。實際上，一種社會價值觀念的形成，往往比起一種社會的經濟生產模式更新，更具有歷史的長遠意義。因為當這種容納多元經濟的價值觀念的存在一旦有了相適應的社會環境與社會制度相為匹配，價值觀念將很快地發揮其潛在的社會功能，為社會經濟的轉型起到極為強勁的推動作用。入清以來，中國的社會環境與社會制度更趨保守，雖然說曾經在清代中期興起一個新的經濟發展高峰，但是從社會經濟的結構格局來觀察，這一時期的社會經濟發展模式並未對明代中後期的經濟發展模式有絲毫突破。因而，清代的社會經濟也必然難於尋找到更為有效的發展途徑，它的逐漸衰敗也是必然的。近代以來，中國歷經苦難，明代中後期所滋長的這種多元經濟的價值觀念，依然無法得到正常的發揮。盡管如此，我們從這數百年來的經濟發展軌跡中還是不難看出，中國人對於多元經濟特別是商品市場經濟的追尋與實踐，從未間斷過。一直到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後，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無論是社會環境，還是制度的保障等方面，都為多元經濟特別是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了越來越有益的條件，中國潛在的容納多元經濟的價值觀念，得以前所未有的釋放。正因如此，我們在探討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演變歷程的時候，千萬不能再度忽視中國傳統文化中所包含的特別是明代中後期滋長起來的多元經濟價值觀念的作用。否則，任何一種經濟政策的推行，如果無法得到社會普遍價值觀念的呼應，那麼，這種政策的實施勢必是步履艱難的。

『肆』 明朝中後期世界白銀大量流入中國所帶來了什麼樣的影響

首先是中國傳統的以銅錢和紙幣相結合的貨幣制度發生了根本變革。過去，白銀雖然很早就成為貨幣，但其屬性多囿於貯藏，流通媒介作用並未取得應有地位，明代中後期美洲白銀大量流人中國後，加上政府在稅收中徵收白銀的政策，致使白銀在大額交易和政府財政上起著紙幣和銅錢無法取代的作用。
其次是中國銀兩的形制由束腰形的銀塊狀變為船形，即俗稱的「元寶」。
三是引發了中國自鑄銀元，從清代中葉起，政府和民間就開始了仿鑄外國銀元。中國的錢幣文化便逐漸失去了光彩。

『伍』 白銀如何成為明代中後期的主流貨幣的

很多古裝歷史題材（明代以前）的影視劇中，人們下個館子，隨便買個小東西，出手就是幾兩銀子。這給很多人誤導，使人們誤以為古代白銀就是主要貨幣。事實上，大多數歷史時期，白銀並沒有成為主流貨幣。

中國古代並不是產銀大國，註定大部分歷史時期，白銀很難成為古代主流貨幣。實際情況是，多數時期，白銀作為貴金屬存在。白銀從貴金屬到主流貨幣，經歷了唐宋的小范圍使用、元朝作為價值尺度、明朝中後期大范圍使用的過程。

據安格斯·麥迪森《世界經濟千年史》考證，當時全世界白銀產量的1/3湧入中國（總量在3.5億兩到5億兩之間）。跟據全漢升《明代中葉後澳門海外貿易》記載：僅1631年，馬尼拉輸入澳門白銀就達1400萬兩，相當於萬曆年間朝廷國庫收入的3.8倍。

明朝在海外白銀大量流入的刺激下，工商業和民間經濟空前活躍，白銀交易在民間盛行。在寶鈔逐漸崩潰的背景下，白銀取代寶鈔成為主流貨幣。而白銀崛起，也反過來對民間經濟產生了積極作用。

『陸』 明朝中後期商品經濟發展的表現

（1）主要考查學生准確解讀材料，獲取有效信息的能力，調動、運用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進行歸納概括的能力．從「使許多原本用以種植糧食作物的耕地改種桑樹、棉花等經濟作物」「商人擁有雄厚的資本」「徽州商人」可知明朝中後期商品經濟發展的表現；
（2）主要考查學生准確解讀材料，獲取有效信息的能力，調動、運用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從「明朝政府開放海禁，在漳州府的月港設督餉館，私人海上貿易取得某種程度的合法地位」可知明朝海外貿易「一度活躍」的原因；
（3）主要考查學生調動、運用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綜合分析問題的能力．解答的關鍵是從積極作用入手，結合白銀成為主要流通貨幣；促進了商品經濟發展（商業繁榮）；加強了中國與世界的經濟聯系進行作答．
故答案為：
（1）表現：經濟作物大量種植；農產品商品化程度加深；商人資本雄厚；商幫（徽商、晉商）活躍．
（2）原因：中國商人主動參與海外貿易；政府開放（放鬆）海禁；設立專門管理機構．
背景：新航路開辟；殖民者掠奪美洲白銀（貴金屬）；中國手工業品在海外受歡迎；外國無合適商品與中國交換，不得不用白銀支付．
（3）作用：白銀成為主要流通貨幣；促進了商品經濟發展（商業繁榮）；加強了中國與世界的經濟聯系．

『柒』 明代中後期紙幣壅滯不行的原因，盡量詳細

一、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商品經濟繁榮帶來通貨膨脹的風險，當時的政權缺乏有效應對措施。
二、根本原因是當時中國處於自然經濟下小農經濟中，男耕女織的分散式經濟模式使人們不需要大量使用紙幣而更習慣於用金屬進行等值交換。
三、明代中後期出現的幾部總結性科技著作標志著中國古代科技發展水平達到頂峰，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金屬貨幣製造業的發展。
四、「重農抑商」對紙幣發展產生消極影響。

『捌』 明代中後期自耕農經濟的變化及其影響

明代中後期自耕農經濟不斷發展，但是受到商品經濟的沖擊，小農經濟開始瓦解。

『玖』 明朝中後期貨幣制度的新變化

明王朝建立後的百年間，國內農業生產獲得比較迅速的恢復和發展。在中後期，即
15世紀以後，國內城市經濟與商品貨幣關系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表現比較突出的，在
全國建立了30多個新興的商業城市，商品貨幣關系活躍，促使了資本主義的萌芽;在農
村，佃農日益獲得法律上的人身自由，而佃農本身又開始分化，一些經濟條件較好的佃
農以及由富裕農民上升的中小地主，均樂於僱用僱工形式的勞動力。僱工成為當時農民
階級中僅次於佃農的農業勞動力隊伍。僱工又分為兩類:「計歲而受值者日長工」，「計日
佣者謂之短工」;在貨幣經濟方面，貴金屬白銀開始成為普遍使用的貨幣。
在這樣的社會經濟條件下，產生於宋代、繼續推行於元代的紙幣制度，它在明代是
繼續推行或是被別的貨幣制度取代，或是與銅錢、白銀貨幣制度並行?它的發展是直線
向前的還是曲折前進的?當時的諸思想家又是如何認識和評論的?本文試從這些方面作
點介紹和評述。
一、承襲宋元繼續推行紙幣制度
根據史書記載，明朝初年，繼續實行紙幣制度。開始參照元代的辦法，用鈔不用錢，
禁止民間以金銀交易。但不久由於紙幣逐漸貶值，且貶值愈來愈厲害，元朝統治者不得
不放棄專用紙幣之法，改行錢鈔並用的制度。
明朝的紙幣，是朱元璋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發行的。紙幣的名稱叫大明通行寶
鈔。寶鈔面額分六種: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四百文、五百文、一貫。每貫等於銅
錢一千文，或白銀一兩;四貫合黃金一兩。金銀只可以用來領用鈔票，不許流通。持有
金銀者，不許私下交易，只能賣給政府。洪武十年規定，一百文以下的數目用銅錢支付。
商稅的輸納，七成用鈔，三成用錢。洪武二十二年，由於流通的需要，加印發行小鈔，分
十文、二十文、三十文、四十文、五十文共五種。在形制方面，大明寶鈔四周有龍紋花
欄，上面橫題的大明通行寶鈔六個字。花紋欄內兩邊各有四個字一行的篆書:「大明寶鈔，
天下通行」;中間有錢貫的圖樣。下面則印明為中方省或戶部奏准印造，與制錢通行，偽
造者斬，以及告發者的賞銀數目。末有洪武年月日。洪武以後，雖然繼續發行，但仍用
洪武年號。一貫的大鈔，長約9. 5市寸，寬為6市寸，一貫以下的小鈔，長寬都小得多。
其形制大小鈔沒有多大分別①。
明代實行的紙幣制度與宋元比較有以下三個明顯的特點:一是在實行紙幣制度的二
百多年間，只有一種形制的鈔票。這與元朝的紙幣不同。元代在幾十年間，自己的鈔票
改了幾次名稱。二是明朝的紙幣不實行分界的辦法，由於舊鈔越來越多，以新換舊、從
中舞弊的倒鈔問題十分突出。在通貨膨脹日益嚴重的情勢下，商人對鈔票的新舊加以差
別對待，同時稅務、鈔局官員，利用新舊鈔票價格的不同，強迫人民用新鈔納稅，他們
則換成破爛鈔票送繳國庫，從中取利。三是白銀的流通越來越廣，信譽極高，終於成為
明朝的正式貨幣。在白銀流通不斷擴展的形勢下，大明寶鈔的流通范圍卻越來越小，以
至完全退出流通領域。正統(公元1436年)以後，寶鈔已不通行，只有官傣還是用鈔折
付。由於紙幣執行流通手段的職能具有許多優點，在紙幣已不通行的情況下，仍被許多
人認為有必要保存。直到明術，還以鈔票來代表貨幣，或稱錢鈔，或稱鈔銀，而實際上
支付的卻是銀或錢。這說明紙幣有其存在的客觀必然性。
另一方面，由於紙幣易於印製，易於為統治階級利用來作為搜刮民脂民膏，彌補財
政赤字的工具，直至明王朝即將滅亡的明末，仍念念不忘發行鈔票。天啟年間(公元1621
年)，由於財政困難，給事中惠世楊曾建議用鈔。崇禎八年(公元1635年)給事中何楷
又請行鈔。崇禎十六年(公元1643年)，蔣臣的行鈔建議曾獲得在朝掌管財政的大臣倪
元路等人的贊同。最高統治者思宗朱由檢更是爭不可待，願行鈔法。當時，戶部議行鈔法

『拾』 明代貨幣的流通情況是怎麼樣的黃金、白銀、銅錢和銀票的等值，還有物價情況。

明代白銀貨幣化,是中國傳統社會後期社會經濟的一個重大事件。白銀貨幣化引發了傳統國家制度和社會在諸多方面發生變遷。近年來,在西方反「歐洲中心論」語境的外部沖擊和中國學術發展「內在理路」的共同作用下,中西學者關於明代中國出現了一些共識：從明代中後期起,一個世界貿易網路開始建立,世界市場雛現。白銀成為世界貨幣,在世界一體化進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這一時期既是中國古代社會向近代社會轉型的開端,也是經濟全球化的開端。白銀貨幣化在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上都是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本研究包括六個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是系統全面的介紹明代的貨幣制度與政策,包括貨幣形態、貨幣政策及貨幣發行和管理等方面。其中筆者修正了學界的一些傳統認識與看法,提出了一些新問題的討論,適當地檢討明代貨幣制度與政策。 第二部分討論明代前期法定貨幣-大明寶鈔體系瓦解的情況。首先探討了大明寶鈔發行的真正動機和目的,在此基礎上考察明代寶鈔的貶值情況,明代國家為挽救寶鈔而採取的諸種措施及其影響利弊。最後論述了崇禎行鈔計劃的始末。 第三部分著重論述明代白銀貨幣化與國家賦役制度變遷之間的關系。這一部分主要討論三個方面問題：一,與史學界強調的白銀貨幣化宋代說、明代說有所不同,筆者將這一問題放在整個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史中加以考察,認為白銀貨幣化是一個長時段的歷史事件,宋代是白銀貨幣化的第一階段,明代是第二階段和完成時期。二,針對學界認為明代白銀貨幣化是一個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白銀貨幣化引起明代賦役制度變遷的認識,這一部分簡要敘述了明代白銀貨幣化的演變過程,發現明代白銀貨幣化首先是從國家賦役領域開始的,在這一過程中,國家財政具有重要的導向作用。三,較為系統地討論了明代賦稅征銀中的負面問題,旨在全面認識白銀貨幣化對國家制度變遷的影響,提示我們在研究中不可忽視中國傳統國家的制度運作環境。 第四部分主要論述明代制錢的實際流通情況,明代制錢流通具有六個特點,在此基礎上,以萬曆三十九年留都地區的私鑄問題作為個案,探討了明代私鑄問題。 第五部分,討論白銀貨幣化時代的明代社會經濟問題,著重於討論白銀貨幣化在社會經濟發展中出現的負面表現與影響。首先檢討了中外學術界關於明代白銀存量估算的情況,白銀貨幣化對明代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白銀貨幣化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積極影響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現象,如白銀窖藏、套利和偽銀流通等問題,這些情況的存在,大大降低了白銀資本的功能發揮。然而這些問題在以往的研究中重視還很不夠,甚至沒有得到重視。 第六部分,選取江南地區、西南地區和閩、廣地區,考察明代貨幣流通的區域性,探討國家貨幣制度和政策的統一性與地區貨幣流通多元化之間的差異。通過上述三個區域的考察,可以看出傳統中國由於歷史發展水平的差異、自然地理環境分布的差異以及各地風俗習慣的差異,使得國家貨幣制度和政策在推行實施過程無法達到整齊劃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