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债期货2006

㈠ 327国债的现货市场不发达、市场机制不健全是祸根

重提1995年“327”国债事件，并非仅仅是为了忘却的纪念。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
2006年9月8日，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于在上海宣告成立，成为中国内地首家金融衍生品交易所，意义重大。在欢呼之余，也不禁使人想起1994年“327国债事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愿中国的金融衍生期货交易健康成长。
国债期货交易是非常好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国债由政府发行保证还本付息，风险度小，被称为“金边债券”，具有成本低、流动性更强、可信度更高等特点。但是，当时我国国债发行较难，主要靠行政摊派。1992年发行的国库券，发行一年多后，二级市场的价格最高时只有80多元，连面值都不到。行业管理者发现期货这个东西不错，可以提高流动性，推动发行，也比较容易控制，于是奉行“拿来主义”，引进国债期货交易，在二级市场上可以对此进行做多做空的买卖。
在本质上，这种交易做的只是国债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差额，上下波动的幅度很小。这也正是美国财政部成为国债期货强有力支持者的原因。
令人疯狂流泪的“327”1993年10月25日，北京商品交易所率先推出国债期货交易。同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也向全社会公众开放国债期货交易。“327”是国债期货合约的代号，对应1992年发行，1995年6月到期兑付的3年期国库券，该券发行总量是240亿元人民币。
1994年10月以后，人民银行提高3年期以上储蓄存款利率和恢复存款保值贴补，国库券也同样进行保值贴补，保值贴补率的不确定性为炒作国债期货提供了空间，大量机构投资者由股市转入债市，在市场上多空双方对峙的焦点始终是围绕对“327”国债品种到期价格的预测，1992年3年期国库券到期的基础价格已经确定为128．5元，但到期的预测价格还受到保值贴补率和是否加息的影响，市场对此看法不一，多空双方在148元附近大规模建仓，导致国债期货市场行情火爆。
1994年至1995年春节前，全国开设国债期货的交易场所陡然增到14家。这种态势一直延续到1995年，与全国股票市场的低迷的状态形成鲜明对照，形势似乎一片大好。
1995年2月327合约的价格一直在147.80元—148.30元徘徊。1995年2月23日，提高“327”国债利率的传言得到证实，百元面值的“327”国债将按148.50元兑付。一直在“327”品种上与万国联手做空的辽国发突然倒戈，改做多头。“327”国债在1分钟内竟上涨了2元，10分钟后共涨了3.77元。327国债每上涨1元，万国证券就要赔进十几个亿。按照它的持仓量和现行价位，一旦到期交割，它将要拿出60亿元资金。
毫无疑问，万国没有这个能力。其负责人管金生铤而走险，当日16时22分13秒突然发难，砸出1056万口（每口面值20000元人民币的国债）卖单，把价位从151.30打到147.50元，使当日开仓的多头全线爆仓。这个行动令整个市场都目瞪口呆，若以收盘时的价格来计算，这一天做多的机构，包括像辽国发这样空翻多的机构都将血本无归，而万国不仅能够摆脱掉危机，并且还可以赚到42亿元。
当天夜里11点，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正式下令宣布23日16时22分13秒之后的所有“327”品种的交易异常，是无效的，该部分不计入当日结算价、成交量和持仓量的范围。经过此次调整当日国债成交额为5400亿元，当日“327”品种的收盘价为违规前最后签订的一笔交易价格151.30元。
万国证券在劫难逃，如果按照上交所定的收盘价到期交割，万国赔60亿元人民币；如果按管京生自己弄出的局面算，万国赚42亿元；如果按照151.30元收盘价平仓，万国亏16亿元。
1995年5月17日，中国证监会鉴于中国当时不具备开展国债期货交易的基本条件，发出《关于暂停全国范围内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紧急通知》，开市仅两年零六个月的国债期货无奈地划上了句号。中国第一个金融期货品种宣告夭折。
同年9月20日，国家监察部、中国证监会等部门都公布了对“327事件”的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决定说，“这次事件是一起在国债期货市场发展过快、交易所监管不严和风险控制滞后的情况下，由上海万国证券公司、辽宁国发（集团）公司引起的国债期货风波”。1996年4月，万国不得不与它当年最强劲的竞争对手申银证券公司合并。
“327”国债参与者如是说：“这个事件对中国期货业影响实在太大了，经历过的人一辈子都忘不了。”“327”国债期货合约上惊心动魄的厮杀，现在说来依然历历在目。当时期货市场管理很乱，国债期货是十分狂热的。
贴补率的博弈1994年，国内面临两位数的高通胀压力，银行储蓄利率达到10%以上，固定利率的国债自然少人问津，当时公布的保值贴补率为8%，而且每月都不断上升，到12月突破两位数，受此刺激，“327”国债期货的价格开始直线上涨。从1994年10月的110多元上涨到1995年初的140多元，上涨了20%多。
当时，国债期货保证金的标准定在2.5%，也就是缴纳250万保证金可以做1亿元市值的交易，20%以上的上涨幅度意味着在短短的三个月内，买入者已经有了相当于本金十余倍的暴利！投资机构能日进千万，欣喜若狂。当时有这样一个插曲：某机构客户代表上午打电话给公司本部，要求再想办法筹资，趁行情如火如荼再做1000万进去，但过了一小时后，该客户电话再次打回本部，告诉那边说：你那1000万不用筹了，我这边刚才已经赚出来了！
“327”国债应该在1995年6月到期，它的9.5%的票面利息加保值补贴率，每百元债券到期应兑付132元。与当时的银行存款利息和通货膨胀率相比，“327”的回报太低了。
于是从1995年2月初开始，市场上开始传闻财政部又将提高保值贴补率，“327”国债将会以148元兑付。面对传闻，市场出现了急剧分化，权倾一时的国内证券界“教父”人物，时任万国证券总裁管金生认为，宏观调控三年的三大目标第一条就是治理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因此没有可能再提高保值贴补率，而且财政部也没有必要为此多支付10多亿元的利息，使财政更加吃力。管金生的观点代表了当时一批券商的看法，因此，他们把宝都押在做空上。
这个时候，中国经济开发总公司开始进场坚定地做多，当时市场上绝大部分的中小散户和部分机构也做多，他们的看法就是通货膨胀短期内肯定是控制不住的，保值贴补肯定会涨，327国债的兑付价也会跟着涨。到当年的2月中旬，“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市场界限已经清楚的划出来了：满山遍野的散户和中小机构，跟着“多头司令”中经开做多；万国证券和辽国发等一批机构做空。到2月23日，“327”合约每涨跌1元，万国的账面上就将浮动4亿元的盈亏。有知情者后来评论说，其实这个时候，多空都已经没有退路了，由对政策预期的差异变成了市场上的资金博弈。
后事之师法律手段不健全，缺乏法律法规约束。1994年11月22日，提高“327”国债利率消息刚面世，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国债期货就出现了振幅为5元的行情，未引起注意，许多违规行为没有得到及时、公正的处理。在“327”国债的前期交易中，万国证券预期已经形成错误，当出现无法弥补的巨额账面亏损时，干脆以搅乱市场来收拾残局。事发后第二天，上交所发出《关于加强国债期货交易监管工作的紧急通知》，中国证监会、财政部颁布了《国债期货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中国终于有了第一部具有全国性效力的国债期货交易法规。但却太晚了。
保证金规定不合理，炒作成本极低。“327”事件前，上交所规定客户保证金比率是2.5%，深交所规定为1.5%，武汉交易中心规定是1%。保证金水平的设置是期货风险控制的核心，用500元的保证金就能买卖2万元的国债，这无疑是把操纵者潜在的盈利与风险放大了40倍。这样偏低的保证金水平与国际通行标准相距甚远，甚至不如国内当时商品期货的保证金水平，无疑使市场投机成分更为加大，过度炒作难以避免。
缺乏规范管理和适当的预警监控体系。涨跌停板制度是国际期货界通行的制度，而事发前上交所根本就没有采取这种控制价格波动的基本手段，出现上下差价达4元的振幅，交易所没有预警系统。当时中国国债的现券流通量很小，国债期货某一品种的可持仓量应与现货市场流通量之间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并在电脑撮合系统中设置。从“327”合约在2月23日尾市出现大笔抛单的情况看，交易所显然对每笔下单缺少实时监控，导致上千万手空单在几分钟之内通过计算机撮合系统成交，扰乱了市场秩序，钻了市场管理的空子。
管理漏洞，透支交易。我国证券期货交易所以计算机自动撮合为主要交易方式，按“逐日盯市”方法来控制风险，而非“逐笔盯市”的清算制度，故不能杜绝透支交易。交易所无法用静态的保证金和前一日的结算价格控制当日动态的价格波动，使得空方主力违规抛出千万手合约的疯狂行为得以实现。
监管职责不明确。中国的国债期货交易最初是在地方政府的批准下推出的，《办法》颁布前，中国一直没有在法律上明确国债期货的主要主管机构。财政部负责国债的发行并参与制定保值贴补率，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包括证券公司在内的金融机构的审批和例行管理，并制定和公布保值贴补率，证监会负责交易的监管，而各个交易组织者主要由地方政府直接监管。多头监管导致监管效率的低下，甚至出现监管措施上的真空。“327”是人们心中永远的痛，以至于有段时间一提到期货人们总会联想起欺诈、疯狂和混乱。从1995年到2005年，是中国170余家期货企业日子极不好过的11年，监管层也整整思考了11年。人们还将思考多久？还将等待多久？
淮南的柑橘很香甜，但是到了淮北就成了苦涩的“枳”。我们在引入金融创新工具的激情中忘记了要先打理好这里的监管气候和土壤，给它一个营养丰富的环境它才能顺利成长、恢复本性，否则只能是因发育不良而早夭。
国债期货的基础是利率市场化，虽然目前利率市场化的工作已经启动，但程度还不够。因此，国债期货的推出应该等待利率真正市场化的那一天。等待需要耐心，等待更需要技巧。

㈡ 国债期货涨跌会带来什么影响

是根据对市场的预期来的，国债期货涨跌会带来的影响有限，因为国债期货的成交量相对较小，其门槛较高，需要50万以上资金才能开通账户。

㈢ 我国最早的有关证券、股票的法律的颁布时间

新中国的
刚好我正在看证券基础！给你找找，这个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于1998年12月29日通过，于1999年7月1日正式实施，是证券领域的母法！

旧中国的，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的《证券交易所法》

那些管理办法什么的，算不上法律，不是法律，只是一个规则，一个约束规则，具有行政效力，但是不是法！

㈣ 中国国债期货和股票指数有什么关系，中国国债和人民币汇率有关系吗

国债期货与股市的关系：理论分析与国际经验均表明，上市国债期货不会改变股市与债市的清晰界限，不会引起股市资金向债券市场的严重分流，不会对股市走势和波动情况产生明显影响，不会影响到股市的正常运行。
从长期来看，国债期货上市是金融市场整体机制完善和创新发展的重要内容，对股市的健康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不会改变两个市场的内在差别国债和股票是金融市场两大基础品种，这两个市场有关联但相对独立，在风险属性、运行方式和投资者群体等方面存在固有差异。
第一，国债市场波动性较小，风险较低，而股票市场波动性较大，风险较高。比较上证指数与银行间债券市场5年期国债在2006年1月至2012年6月的数据，可以发现，上证指数日均波动率为1.35，5年期国债日均波动率为0.11，股票市场日均波动为国债的12.3倍。可见，股票市场日波动率远超债券市场日波动率，风险较高。

第二，国债市场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而股票市场散户比例相对较高。价格波动较小的国债市场，主要吸引低风险偏好投资者，参与主体为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以进行资产配置为主要目的。以交易所债券市场为例，个人投资者持债市值占比为3%，机构投资者持债占比为97%；个人投资者现券交易占比为11%，机构投资者现券交易占比为89%。价格波动较大的股票市场，主要吸引高风险偏好投资者，投资者类型更多样，散户比例较高。以沪市为例，个人投资者持股市值占比23%，机构投资者持股占比为77%；个人投资者股票交易占比85%，机构投资者股票交易占比为15%。

第三，国债市场受宏观经济因素影响，直接反映对利率走势的预期，而股票市场除了受观因素影响外，也受到个股因素的显着影响。两个市场的价格决定基础、走势趋动因素、运行规律乃至操作技巧都有着明显差异，有各自不同的圈子和特色。

国债期货直接服务于国债现货市场。国债期货的上市，属于债券市场体系完善的重要内容，不会改变债市与股市之间内在的显着差别，国债期货与股市的关系不会对股市产生直接冲击。

中国国债和人民币汇率的 关系。
在人民币重新估值后，中国人民银行就会要面对不同的美元需求。这可以通过卖出美元，买入人民币来达到。而这些人民币则可以用来购买那些被交易员们抛售的国债。
如此，如果在人民币重新估值后，央行可以准确地满足美元需求，那么人民币国债被大量抛售这一现象也不会持久。那些售出的债券很快又会被央行给买回了。如此一来，利率在有了一个飞跃之后就又会跌落至原来的水平。结论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在人民币升值后，中国人民银行仅仅是满足一部分的美元需求，那么就会产生一个对美元的净需求，随之也就会有个债券的净卖（netsale）现象相应产生。
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人民币被重新估值后，利率可能会稍有上涨，而同时，人民币可能也会放弃一些利润。

㈤ 下面国债期货的交割价，“相当于125.5个点”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呢（分不够可以加分呀！）

交割价应该是125-16,16代表了16/32，也就是125.50美元。

㈥ 保监会有几个副主席

内容摘要:免去刘明康的中国银监会主席职务；免去尚福林的中国证监会主席职务；免去吴定富的中国保监会主席职务。2004年2月2日，国务院发布“国九条”，2005年4月29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宣布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
第一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
第二任证监会主席周道炯
第三任证监会主席周正庆
第四任证监会主席周小川
第五任证监会主席尚福林
背景新闻
29日，新华社发布国务院任免消息：任命尚福林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任命郭树清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任命项俊波为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同时免去刘明康的中国银监会主席职务；免去尚福林的中国证监会主席职务；免去吴定富的中国保监会主席职务。
本报综合消息
1990年11月26日，上海黄浦江畔，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不约而同的到场祝贺者中，有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中国建行行长周道炯，以及央行副行长周正庆。后来三人都被朱镕基亲点，先后担任中国证监会主席。继任者周小川和尚福林，同样具有前三任主席的相似经历，都担任过央行的重要领导职务。
20年，资本市场的一切，紧紧地和中国证监会这个专职机构联系在一起。刘鸿儒、周道炯、周正庆、周小川、尚福林，他们并非和其他的部长们有着显著不同，而是因为他们执掌令无数企业和股民瞩目的证监会，是资本市场让他们成为万众瞩目的人物。
刘鸿儒：资本市场的奠基人
作为前苏联顶尖级货币银行专家阿特拉斯教授的得意弟子，刘鸿儒于1959年获得副博士学位后回国。当时，国家金融人才奇缺，拥有货币银行学研究方向和留学背景的博士更是凤毛麟角。
在出任证监会主席之前，他两次在关键时刻出手，拯救了中国股市。
1990年，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刘鸿儒，大胆向国家最高领导人谏言：股票市场的试点不能取消。1992年6月，他不失时机地借助小平南巡为股市发展问题一锤定音的东风，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关于我国试行股份制的几个问题》的文章，鲜明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充分利用股份制的观点。
1992年，在全国掀起的股票狂热和深圳爆发的“8·10”股票认购舞弊案件，促使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迅速成立。当年10月，朱镕基亲点刘鸿儒担任证监会首任主席。
建立监管模式成为刘鸿儒的开山之作。利用股票市场吸引外资，大胆进行证券产品创新，推出H股、N股，成为刘鸿儒开山鼻祖的重大贡献。
在一年多时间里，刘鸿儒还主持制定《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和23个配套法规。
世事难料。1995年2月，“327国债期货事件”爆发，3月30日，刘鸿儒去职。
周道炯：矢志不渝的规范者
1995年3月31日，一位拥有30年财政生涯的老兵，被任命为中国证监会第二任主席。他就是周道炯，强化规范运行成为他始终如一的理念。
上任伊始，周道炯就不得不面对一个重大考验：处理当年2月23日发生在上海的“327”国债期货重大违规事件。他亲自主持“327”国债期货的后续场外协议平仓工作，暂停全国范围内国债期货交易试点。
同年9月20日，中国证监会、国家监察部等部门公布了对“327事件”的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万国证券总裁管金生被以渎职、挪用公款等罪名判刑17年。万国证券、申银证券公司合并。
此次事件的影响，无异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中雷曼兄弟倒闭由此引发的资本市场动荡。
以此为契机，在1996年，周道炯亲自主持并连续下发了《关于规范上市公司行为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坚决制止股票发行中透支行为的通知》等“十二道金牌”，坚决果断地处理了“长虹”事件、“华天”事件等90多起违法违规案件。周道炯“灭火队长”的称谓由此而生。
为在规范中求得更快发展，他向中央提出证券市场“九五”时期到2010年发展建议。时任国务院总理听取意见并支持证监会依此推进实际工作。为此，周道炯果断改革发行方式，将以往向各省下达发行额度，改为向各省下达上市家数，一大批大型国有企业实现上市。
他的以规范求发展理念取得良好成效。股指在他的任内，涨幅超过了100%。业内普遍认为，五任主席中，他的任期内是赚钱效应最好的时期。
周正庆：善用政策的调控家
1997年7月12日，时任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主任的周正庆又兼任了中国证监会主席。细心的股民不难发现，在周正庆执掌证监会期间，政策介入股市调控的密度和力度更加空前。
周正庆赴任履新之际，正遇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当时国内非法发行证券和交易活动猖獗，证券公司大量挪用保证金，期货市场突发事件频出，这都成为这位资深金融专家下决心让政策介入调控股市的充足理由。
从1998年开始，他娴熟地运用政策杠杆组织实施了一系列关键战役：
清理整顿场外非法股票交易市场、证券机构、期货市场、证券交易中心、证券投资基金等，尤其是关闭了牵扯到340万股民、520家企业的41个非法股票交易场所。
运用政策手段营造牛市行情，是他最被争议却也是最为成功的得意之作。1999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由他主导酝酿了一份《关于进一步推进和规范证券市场发展若干政策的请示》，由此引发了著名的“5·19”井喷行情。短短一个半月，股指上涨70%。
一年之中250多项法律法规颁布实施。1999年7月1日，历经风雨的《证券法》正式施行，初步形成了证券市场法律法规体系。
2000年2月23日，周正庆离任。退下来后，他为证券市场鼓与呼的风头更劲。他是所有卸任证监会主席中对中国证券市场发表言论最为直接和触及问题要害最频繁的一位。
周小川：崇尚监管的市场派
2000年2月24日，作为“中国整体改革理论”主要贡献的经济学家、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周小川出任中国证监会主席。
作为市场派的典型代表，他将市场化改革嵌入证券市场的监管之中。上任伊始的监管定位，就是证监会应该当好裁判员，不偏向、不下场。
严加监管，打击黑幕也成为周小川整肃证券市场的主要功绩。他以“基金黑幕”论战为契机，开始施展他一系列强化监管的组合拳。
2001年3月，刚刚离任香港证监会副主席兼营运总裁的史美伦，被力邀加盟中国证监会担任专司监管工作的副主席职务。随后，股市黑幕相继曝光，一大批违法违规的上市公司被立案查处。
2001年3月17日，公司上市的核准制正式启动，而行政色彩浓厚的审批制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自2002年开始，要求申请再筹资的A股公司，其最近一期的财务报告应分别经国内、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阅。
2002年11月8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制定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发布，并自2002年12月1日起施行。
周小川任内所发生的“赌场论”和“推倒重来论”被广泛认为是导致后来中国股市持续5年大跌的罪魁祸首。而实施4个月的国有股减持政策的失败更加剧了股市的暴跌速度。
2001年至2005年，沪指从最高点2245点下跌至998点，暴跌56%，股市蒸发市值近2.3万亿元，投资者被悉数深度套牢，中国股票市场处于崩盘边缘。
尚福林：股权分置的终结者
2002年12月27日，中国证监会又迎来了一位银行行长出身的当家人，他就是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尚福林。他也成为担任这一职位时间最长的掌门人。
上任伊始的尚福林，面对的是股市继续在漫漫熊市中下滑。至2005年6月，股指终于跌破千点，几乎所有指责的矛头都对准了证监会。但也正是从这个被认为“推倒重来”的点位，中国沪深股市展开了一轮令人目瞪口呆又屡屡遭遇打压的牛市行情，最高涨幅超过500%。
作为金融专家，尚福林深刻认识到，股权分置作为重大基础制度的缺失，长期以来扭曲了证券市场的定价机制，使公司治理缺乏共同的利益基础，影响证券市场预期的稳定，制约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进程和发展的创新，要实现资本市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彻底解决这一制度瓶颈。
为保证股权分置改革走向成功，股改制定了两个操作原则：一是实行试点先行，协调推进，分步实施；二是统一组织，分散决策。
2004年2月2日，国务院发布“国九条”，2005年4月29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宣布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5月31日，证监会联合国资委发布了《关于做好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两部委用行动来表决心。
同年6月，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相继出台鼓励基金投资、向券商注资再贷款、暂减红利税、暂免支付对价产生的印花税和所得税、允许控股股东增持、推出权证等七项利好政策。并先后推出两批共计46家企业进行试点。
2005年6月10日，三一重工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第一个通过股权分置改革实行全流通的上市公司。当日上证指数暴涨超过8%。
2005年8月，五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9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正式出台。
截至2006年年底，沪深两市共有1269家公司完成了股改或进入股改程序，市值占比97%。随之沪深股市开始了一轮波澜壮阔的大牛市。
2005年6月6日上证指数由最低点998.23点上涨到2007年10月16日的6124.04点，最大涨幅为513.6%。这也成为中国证券市场有史以来的最高点位。
遗憾的是，伴随全球金融危机的不断加深，2007年年底开始，股市一路狂泻。一年时间里，沪指急挫至4459.11点，暴跌幅度高达72.81%。就是当前的股票指数，虽然比他上任时涨幅超过100%，但是，市场参与者大多亏损累累。
是指数错了还是结构依然问题多多？一切还没有准确的答案，投资者依然在坚守中追寻。
作为股权分置的终结者，尚福林主刀完成的这一重大改革，意味着经过20年的建设，中国A股市场真正迈入了全流通时代。这也成为尚福林任职以来的最大功绩。而他主持推出的中小板、创业板和股指期货，使中国资本市场的羽翼更加丰满，在全球也更加显得举足轻重。（ZK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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㈦ 有谁知道“3.27”国债事件

重提1995年“327”国债事件，并非仅仅是为了忘却的纪念。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
2006年9月8日，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于在上海宣告成立，成为中国内地首家金融衍生品交易所，意义重大。在欢呼之余，也不禁使人想起1994年“327国债事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愿中国的金融衍生期货交易健康成长。
国债期货交易是非常好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国债由政府发行保证还本付息，风险度小，被称为“金边债券”，具有成本低、流动性更强、可信度更高等特点。但是，当时我国国债发行较难，主要靠行政摊派。1992年发行的国库券，发行一年多后，二级市场的价格最高时只有80多元，连面值都不到。行业管理者发现期货这个东西不错，可以提高流动性，推动发行，也比较容易控制，于是奉行“拿来主义”，引进国债期货交易，在二级市场上可以对此进行做多做空的买卖。
在本质上，这种交易做的只是国债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差额，上下波动的幅度很小。这也正是美国财政部成为国债期货强有力支持者的原因。
令人疯狂流泪的“327”1993年10月25日，北京商品交易所率先推出国债期货交易。同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也向全社会公众开放国债期货交易。“327”是国债期货合约的代号，对应1992年发行，1995年6月到期兑付的3年期国库券，该券发行总量是240亿元人民币。
1994年10月以后，人民银行提高3年期以上储蓄存款利率和恢复存款保值贴补，国库券也同样进行保值贴补，保值贴补率的不确定性为炒作国债期货提供了空间，大量机构投资者由股市转入债市，在市场上多空双方对峙的焦点始终是围绕对“327”国债品种到期价格的预测，1992年3年期国库券到期的基础价格已经确定为128．5元，但到期的预测价格还受到保值贴补率和是否加息的影响，市场对此看法不一，多空双方在148元附近大规模建仓，导致国债期货市场行情火爆。
1994年至1995年春节前，全国开设国债期货的交易场所陡然增到14家。这种态势一直延续到1995年，与全国股票市场的低迷的状态形成鲜明对照，形势似乎一片大好。
1995年2月327合约的价格一直在147.80元—148.30元徘徊。1995年2月23日，提高“327”国债利率的传言得到证实，百元面值的“327”国债将按148.50元兑付。一直在“327”品种上与万国联手做空的辽国发突然倒戈，改做多头。“327”国债在1分钟内竟上涨了2元，10分钟后共涨了3.77元。327国债每上涨1元，万国证券就要赔进十几个亿。按照它的持仓量和现行价位，一旦到期交割，它将要拿出60亿元资金。
毫无疑问，万国没有这个能力。其负责人管金生铤而走险，当日16时22分13秒突然发难，砸出1056万口（每口面值20000元人民币的国债）卖单，把价位从151.30打到147.50元，使当日开仓的多头全线爆仓。这个行动令整个市场都目瞪口呆，若以收盘时的价格来计算，这一天做多的机构，包括像辽国发这样空翻多的机构都将血本无归，而万国不仅能够摆脱掉危机，并且还可以赚到42亿元。
当天夜里11点，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正式下令宣布23日16时22分13秒之后的所有“327”品种的交易异常，是无效的，该部分不计入当日结算价、成交量和持仓量的范围。经过此次调整当日国债成交额为5400亿元，当日“327”品种的收盘价为违规前最后签订的一笔交易价格151.30元。
万国证券在劫难逃，如果按照上交所定的收盘价到期交割，万国赔60亿元人民币；如果按管金生自己弄出的局面算，万国赚42亿元；如果按照151.30元收盘价平仓，万国亏16亿元。
1995年5月17日，中国证监会鉴于中国当时不具备开展国债期货交易的基本条件，发出《关于暂停全国范围内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紧急通知》，开市仅两年零六个月的国债期货无奈地划上了句号。中国第一个金融期货品种宣告夭折。
同年9月20日，国家监察部、中国证监会等部门都公布了对“327事件”的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决定说，“这次事件是一起在国债期货市场发展过快、交易所监管不严和风险控制滞后的情况下，由上海万国证券公司、辽宁国发（集团）公司引起的国债期货风波”。1996年4月，万国不得不与它当年最强劲的竞争对手申银证券公司合并。
“327”国债参与者如是说：“这个事件对中国期货业影响实在太大了，经历过的人一辈子都忘不了。”“327”国债期货合约上惊心动魄的厮杀，现在说来依然历历在目。当时期货市场管理很乱，国债期货是十分狂热的。
贴补率的博弈1994年，国内面临两位数的高通胀压力，银行储蓄利率达到10%以上，固定利率的国债自然少人问津，当时公布的保值贴补率为8%，而且每月都不断上升，到12月突破两位数，受此刺激，“327”国债期货的价格开始直线上涨。从1994年10月的110多元上涨到1995年初的140多元，上涨了20%多。
当时，国债期货保证金的标准定在2.5％，也就是缴纳250万保证金可以做1亿元市值的交易，20%以上的上涨幅度意味着在短短的三个月内，买入者已经有了相当于本金十余倍的暴利！投资机构能日进千万，欣喜若狂。当时有这样一个插曲：某机构客户代表上午打电话给公司本部，要求再想办法筹资，趁行情如火如荼再做1000万进去，但过了一小时后，该客户电话再次打回本部，告诉那边说：你那1000万不用筹了，我这边刚才已经赚出来了！
“327”国债应该在1995年6月到期，它的9.5％的票面利息加保值补贴率，每百元债券到期应兑付132元。与当时的银行存款利息和通货膨胀率相比，“327”的回报太低了。
于是从1995年2月初开始，市场上开始传闻财政部又将提高保值贴补率，“327”国债将会以148元兑付。面对传闻，市场出现了急剧分化，权倾一时的国内证券界“教父”人物，时任万国证券总裁管金生认为，宏观调控三年的三大目标第一条就是治理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因此没有可能再提高保值贴补率，而且财政部也没有必要为此多支付10多亿元的利息，使财政更加吃力。管金生的观点代表了当时一批券商的看法，因此，他们把宝都押在做空上。
这个时候，中国经济开发总公司开始进场坚定地做多，当时市场上绝大部分的中小散户和部分机构也做多，他们的看法就是通货膨胀短期内肯定是控制不住的，保值贴补肯定会涨，327国债的兑付价也会跟着涨。到当年的2月中旬，“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市场界限已经清楚的划出来了：满山遍野的散户和中小机构，跟着“多头司令”中经开做多；万国证券和辽国发等一批机构做空。到2月23日，“327”合约每涨跌1元，万国的账面上就将浮动4亿元的盈亏。有知情者后来评论说，其实这个时候，多空都已经没有退路了，由对政策预期的差异变成了市场上的资金博弈。
后事之师法律手段不健全，缺乏法律法规约束。1994年11月22日，提高“327”国债利率消息刚面世，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国债期货就出现了振幅为5元的行情，未引起注意，许多违规行为没有得到及时、公正的处理。在“327”国债的前期交易中，万国证券预期已经形成错误，当出现无法弥补的巨额账面亏损时，干脆以搅乱市场来收拾残局。事发后第二天，上交所发出《关于加强国债期货交易监管工作的紧急通知》，中国证监会、财政部颁布了《国债期货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中国终于有了第一部具有全国性效力的国债期货交易法规。但却太晚了。
保证金规定不合理，炒作成本极低。“327”事件前，上交所规定客户保证金比率是2.5%，深交所规定为1.5％，武汉交易中心规定是1％。保证金水平的设置是期货风险控制的核心，用500元的保证金就能买卖2万元的国债，这无疑是把操纵者潜在的盈利与风险放大了40倍。这样偏低的保证金水平与国际通行标准相距甚远，甚至不如国内当时商品期货的保证金水平，无疑使市场投机成分更为加大，过度炒作难以避免。
缺乏规范管理和适当的预警监控体系。涨跌停板制度是国际期货界通行的制度，而事发前上交所根本就没有采取这种控制价格波动的基本手段，出现上下差价达4元的振幅，交易所没有预警系统。当时中国国债的现券流通量很小，国债期货某一品种的可持仓量应与现货市场流通量之间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并在电脑撮合系统中设置。从“327”合约在2月23日尾市出现大笔抛单的情况看，交易所显然对每笔下单缺少实时监控，导致上千万手空单在几分钟之内通过计算机撮合系统成交，扰乱了市场秩序，钻了市场管理的空子。
管理漏洞，透支交易。我国证券期货交易所以计算机自动撮合为主要交易方式，按“逐日盯市”方法来控制风险，而非“逐笔盯市”的清算制度，故不能杜绝透支交易。交易所无法用静态的保证金和前一日的结算价格控制当日动态的价格波动，使得空方主力违规抛出千万手合约的疯狂行为得以实现。
监管职责不明确。中国的国债期货交易最初是在地方政府的批准下推出的，《办法》颁布前，中国一直没有在法律上明确国债期货的主要主管机构。财政部负责国债的发行并参与制定保值贴补率，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包括证券公司在内的金融机构的审批和例行管理，并制定和公布保值贴补率，证监会负责交易的监管，而各个交易组织者主要由地方政府直接监管。多头监管导致监管效率的低下，甚至出现监管措施上的真空。“327”是人们心中永远的痛，以至于有段时间一提到期货人们总会联想起欺诈、疯狂和混乱。从1995年到2005年，是中国170余家期货企业日子极不好过的11年，监管层也整整思考了11年。人们还将思考多久？还将等待多久？
淮南的柑橘很香甜，但是到了淮北就成了苦涩的“枳”。我们在引入金融创新工具的激情中忘记了要先打理好这里的监管气候和土壤，给它一个营养丰富的环境它才能顺利成长、恢复本性，否则只能是因发育不良而早夭。
国债期货的基础是利率市场化，虽然目前利率市场化的工作已经启动，但程度还不够。因此，国债期货的推出应该等待利率真正市场化的那一天。等待需要耐心，等待更需要技巧。
文中醒目处：
1，“327”国债期货合约参与者如是说：“这个事件对中国期货业影响实在太大了，经历过的人一辈子都忘不了。”当时期货市场管理很乱，国债期货是十分狂热的。

2，国债期货的基础是利率市场化，虽然目前利率市场化的工作已经启动，但程度还不够。因此，国债期货的推出应该等待利率真正市场化的那一天。等待需要耐心，等待更需要技巧。

评:在股指期货推出之前,重提“327”国债事件意在提醒各位期货的风险,就算你是绝顶聪明和何其有钱的人,也不能轻易地参与期货交易.现在网络红人带头大哥777,在94年也因为此在国债“3·27”事件中20分钟内输掉了4000多万元，连女朋友也搭上了性命。所以,奉劝各位注意其中的风险.

㈧ 盘点一下中国股市的成长历程、及大事记

中国股市大事记
1990年12月19日，上交所成立，股市开放，上证综指从99.98点一直上涨到1992年5月25日的1429.01点，涨幅达1329.30%。

1992年11月17日，上海联农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股票上市，当日上证综指跌至386.85点，收盘393.52点。此后一路上行，至1993年2月16日，收在1558.95，涨幅296.16%。

1993年2月16日，上海老八股宣布扩容，上证综指从1558.95点一直下泄到1994年7月29日的最低325.89点，跌幅达79.10%。

1994年7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证监会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共商稳定和发展股票市场的措施，昭示1993年上半年熊市后管理层的坚定信心，引起八月狂潮，俗称“三大政策”。上证综指从当日收盘的333.92点，涨至1994年9月13日的1052.94点，涨幅达215.33%。

1995年5月18日，停止国债期货交易，出现三天井喷行情。

1996年1月22日，上证综指低至514.16点，此时民间认为宏观调控即将结束。

1996年5月2日，央行首次降息。此轮行情至1996年12月11日，上证社指从516.46点涨至1258.69点，涨幅143.71%。

1996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指出对于目前证券市场的严重过度投机和可能造成的风险，要予以高度警惕，引起市场暴跌。上证综指由1200点附近下跌至865.58点。此后一路上扬，最高至1997年5月12日的1510.18点，涨幅74.47%。

1999年5月19日，行情井喷。上证综指由18日的1059.87点到1999年6月30日1756.18点，涨幅65.70％。

此后持续了两年大牛市。

2001年6月14日，国有股减持办法出台。

2001年6月26日，国有股减持公司浮出水面。上证综指由14日最高的2245.43点下跌至2002年1月22日的1348.79点，跌幅39.93%。

2004年1月31日，“国九条”发布，短暂行情持续到2004年4月9日最高1778.22点。

2005年4月29日，股改试点工作启动。

2005年6月6日，沪市跌破千点。

2005年下半年，新《证券法》出台，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出台，权证重返市场。

2006年，中国股市告别了漫漫“熊”途，开始步入良性循环。期间，上证综指从１月４日的１１６３点起步，之后几乎是以单边上行之势稳步攀升。

2006年1月5日，五部委联合发布《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规定国外投资者对已完成股改的上市公司和股改后新上市公司两类对象进行战略投资，可以采取有条件的定向发行和协议转让以及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

2006年1月5日，《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正式发布，已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上市公司，可遵照《办法》实施股权激励。

2006年5月18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实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这标志着“新老划断”全面启动。

2006年6月8日，沪深股市单边暴跌，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跌幅分别为5.33%和4.64%，均创下2002年1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纪录。

2006年6月19日，中工国际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块上市，标志着“全流通”大幕正式拉开，“股权分置”“一股独大”这一困扰中国股市多年的顽疾，从此成为历史。

2006年7月5日，国内资本市场的“航母”级公司——中国银行正式登陆A股市场。

2006年9月18日, 受A、B股并轨传闻的影响，沪深B股暴涨。

2006年10月27日，工商银行A股H股分别在上海、香港两地挂牌上市。

2006年11月20日，上证综指收盘报2017.28，为2001年7月27日以来的收盘新高。人民币升值和股改实施是促使股市由熊转牛的两大重要因素。

2006年12月6日，沪深两市合计成交959亿元，创中国股市有史以来单日成交量之最。

2006年12月29日，上证综指以距2700点仅一步之遥的2698．90点创出新高。按照12月29日的收盘指数计算，沪市和深市的全年涨幅各达到130.4%和132.3%。伴随股指的持续上行，截至2006年12月28日，沪深市场总市值分别达到68714亿元和17316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97.5%和85.5%。

2007年1月4日，中国证监会在其网站上刊出《致股指期货投资者的一封信》。该信指出，自2006年9月8日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正式成立，待相关准备工作完成后，中国将正式开展股指期货交易。股指期货产品的推出将意味着我国股市有了“做空机制”，这将是我国股市交易制度上的重大变化。

以后，沪深两市步入大牛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