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外汇期货类案件判决

❶ 我想了解一下 金融诈骗犯和诈骗犯的案例 案情经过

新华网北京2月13日电（李煦 高志海）身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朱江与某银行北京某支行分理处主任戴某相互勾结，采取挂失和伪造存款单位印章、预留印鉴卡等手段，大肆进行金融诈骗，给国家造成巨额经济损失，最终在京受到法律严惩。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13日以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数罪并罚一审判处朱江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扣押在案的1000余万元发还银行；继续追缴其诈骗所得赃款。

北京市某投资顾问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江与某银行某支行分理处主任戴某（另案处理）合谋后，并在戴授意、帮助下，采取存折挂失及伪造存款单位印章、预留印鉴卡，伪造转账支票的方法，先后分别于1998年3月，把马某存入该分理处2000万元中的1000万元转出归自己使用；于1998年9月，将马某以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名义存入某银行某支行分理处的3000万元转入自己的投资顾问有限责任公司账户。于1999年5月到6月间，将北京某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存入分理处2亿元中的8400万元转出骗走。案发后，支行先后赔付马某4000万元，垫付电力有限责任公司7262万元。

朱江于1999年6月逃往美国，后于2001年2月26日回国投案自首。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朱江与银行内部人员相勾结，大肆进行金融诈骗活动，其行为已分别构成票据诈骗罪和金融凭证诈骗罪，诈骗数额均特别巨大，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予惩处。鉴于其能够主动回国投案并协助追回部分赃款，法院依法对其予以从轻、减轻处罚。据此，作出上述一审判决

❷ 中国最高法明确上海金融法院案件管辖范围包括哪些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8月7日公布关于上海金融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为即将挂牌的上海金融法院准确适用法律提供制度保障。

根据规定，上海金融法院管辖上海市辖区内应由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以金融监管机构为被告的第一审涉金融行政案件。以住所地在上海市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为被告或者第三人与其履行职责相关的第一审金融民商事案件和涉金融行政案件，由上海金融法院管辖。当事人对上海市基层人民法院作出的第一审金融民商事案件和涉金融行政案件判决、裁定提起的上诉案件，由上海金融法院审理。当事人对上海金融法院作出的第一审判决、裁定提起的上诉案件，由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上海市各中级人民法院在上海金融法院成立前已经受理但尚未审结的金融民商事案件和涉金融行政案件，由该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

该负责人表示，上海金融法院不能跨上海市行政辖区管辖金融民商事案件。但为充分发挥上海金融法院专业审判职能，服务保障金融创新需要，对于实践中出现的上海市辖区外确实存在着适用法律、认定事实重大争议情形的案件，根据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另行指定上海金融法院进行管辖。

来源：中国新闻网

❸ 新型金融案件有哪些特点

犯罪手法不断翻新，隐蔽性和迷惑性增强

证券类犯罪发展为综合运用资金、持股、持仓、信息、价格、速度等各种交易优势，破坏市场公平秩序，隐蔽性不断增强。非法集资类案件，多假借投资理财名义，利用互联网集资，集资模式、犯罪手段不断翻新。涉案公司从层级简单的“作坊式”组织向现代化企业模式转变，具有金融专业背景的涉案人员明显增多。

犯罪多层级集团化作案，欺骗性较强

金融类犯罪集团层级分明、分工明确，常有具体的经营场所、完备的组织架构、固定的工作人员，在全国各地设有分公司或营业部，对社会公众的欺骗性很大。

内外勾连作案，追赃难度大，被害人往往损失惨重

从查办的案件看，出现了金融机构内部员工与外部不法分子相互勾结，金融机构、金融从业人员利用社会公众的信任销售虚假理财产品，跨机构跨行业跨市场的重大案件频发的特征，直接造成金融犯罪案件追赃难，严重侵害人民群众的财产权益。

❹ 非法经营金银期货代理商是否犯罪

属于违法违规行为是一定的,至于是否构成犯罪要看情节轻重和具体的性质。
以下重点对地下黄金期货交易欺诈行为所涉及的非法经营罪和诈骗类犯罪（包括诈骗罪、合同诈骗罪和集资诈骗罪）问题进行分析。

（一）有关非法经营罪的定性

根据《刑法》第225条的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期货业务的行为，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那么，地下黄金期货交易的欺诈行为能否归入“非法经营期货业务”的范围？从文义解释的角度，并不能完全予以否定。首先，从犯罪客体上看，“地下炒金”之所以被称之为“地下”，就在于其未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擅自开展黄金期货交易活动，违反了有关组织经营期货交易的行政许可制度，侵犯了黄金期货市场管理制度和管理秩序，其行为符合非法经营罪的客体要件，也符合《刑法》第225条规定的“违反国家规定”和“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或者保险业务”的罪状表述。其次，从客观行为来看，非法经营黄金期货的组织者和参与者采取各种欺诈方法骗取投资客户资金，这种欺诈交易行为无疑也属于非法经营活动，应属于“非法经营期货业务”的范围。实践中，多数地下黄金期货交易市场以境外交易机构境内代理为幌子，要求投资者以外币形式存入保证金或汇入资金，从而担任“地下钱庄”的角色。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第4条规定，在国家规定的交易场所以外非法买卖外汇，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因此，有人主张，对地下金融期货交易案件的处理可以从违反国家对于外汇管理角度入手，认定地下金融期货交易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⑶

不过，应当看到，《刑法》第225条对“非法经营期货业务”的规定是立法机关追求大一统刑法典的无奈选择。可以说，非法经营罪本来是为了瓦解投机倒把罪这一“口袋罪”而设立，结果却变异为一个新的口袋罪。根据现行刑法、刑法修正案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已有十几种行为被认定为“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包括：非法买卖外汇，非法出版，非法经营电信业务，非法传销或变相传销，生产、销售添加“瘦肉精”的饲料，非法经营食盐业务，哄抬物价、牟取暴利行为，擅自从事互联网上网经营业务，擅自发行、销售彩票等。一些地方的刑事判决更是在司法解释之外扩张了非法经营罪的内涵。如果一个罪名被指斥为“口袋罪”，可以囊括违法性质不同的行为，那就意味着其与罪刑法定原则、尊重保障人权的冲突。由于各类行为方式差别往往较大，危害性也不同，将非法经营期货业务与其它形态迥异的非法经营行为合用一个量刑标准，显得罪刑不相适应，同时，刑法中非法经营罪无单位犯罪规定，但实践中非法经营期货业务的多是单位，如果仅追究相关自然人的刑事责任，则显然比较勉强，并使相关单位逃脱罪责。

从完善立法的角度，刑法宜将期货交易欺诈行为从非法经营罪中独立出来，单独设置新的罪名加以规制。许多国家对期货交易的刑事规制相当重视，所设定的期货交易欺诈犯罪类型有很多种，包括场外交易、私下对冲、交叉交易、办公室交易前台交易、连续交易和滚动交易、超量交易、不真实报告和记录、欺诈性误导交易、“强行平仓”骗取资金、巧禁止令、制造设施故障、虚拟交易等。⑷与国外刑事立法相比，我国刑法对诸如私下对冲等期货交易欺诈行为都没有规定为犯罪。借鉴国外刑事立法，建议在我国刑法中新增设一个“期货交易欺诈”的罪名，其罪状可表述为“在期货交易及其相关活动中，欺诈期货投资者，情节严重的行为”。同时，删除《刑法》第181条规定的编造并传播影响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诱骗投资者买卖期货合约罪，将这些期货交易欺诈行为、《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71条所列的其他欺诈行为类型、以及私下对冲行为都归列入本罪的范围。设立期货交易欺诈罪之后，就可以将“非法经营期货业务”中的期货交易欺诈行为从非法经营罪中分离出来，避免非法经营罪进一步“口袋化”。

（二）有关诈骗类犯罪的定性

实践中，地下炒金公司或个人游离于政府监管之外，在其招揽客户、业务开展中往往存在种种欺诈因素，如虚构己方系外盘代理的身份，隐瞒交易风险夸大收益等。尽管司法机关大多将黄金期货交易欺诈行为以非法经营罪定性，但并不能否定将其认定为诈骗类犯罪的可能。如前所述，“非法经营期货业务”包括期货交易欺诈行为，其与诈骗类犯罪在行为手段上都是“欺骗”性质。然而，地下金融期货交易存在欺诈因素与其行为构成诈骗犯罪属于两个层面的问题，不能仅仅因为行为具有欺诈因素就认定其构成诈骗犯罪。正如有学者指出，对生活、市场、投资和投机领域应分别适用不同的欺诈标准。在上述领域中，重点保护财产权的诈骗罪范围呈现出不断缩小的状态，即“生活与刑法同在、市场进诈骗退、投资抵触刑罚、有投机无诈骗”。⑸尤其是在投资领域，为了让投资市场保持博弈本性，刑法对欺诈行为的容忍度较高，对财产权实行弱保护，诈骗罪的适用范围相对萎缩；对于这种谋求超高回报的投机行为，法律更是不应注重保护其财产权，因为，既然参与者认识到了欺诈风险，在自身财产受损时，就不能成为诈骗罪的被害人。然而，这并不等于放弃交易秩序和市场规则的刑法保护，“地下炒金”属于法外投机，参与者被骗，对组织者虽不宜认定为诈骗罪，但必须针对其对黄金期货交易市场秩序的破坏予以刑事惩治。

因此，对于地下黄金期货交易欺诈行为来说，认定其构成诈骗类犯罪或非法经营罪的关键并非在于其行为方式，而在于其侵害的客体性质。在诈骗类犯罪中，诈骗罪的单一客体是公私财产所有权，而合同诈骗罪、金融诈骗罪的客体属于复杂客体，主要客体分别为金融市场秩序或金融管理制度，次要客体则为公私财产所有权；而非法经营罪的客体则为市场经济秩序。究竟将非法经营黄金期货行为认定为何罪，就要对刑法所重点保护的客体作出具体判断：（1）如果行为人没有擅自设立黄金期货交易机构，只是个人假借投资黄金期货的名义，骗取特定被害人的钱财，此种行为局限于生活领域，与黄金期货市场交易并无直接或间接联系，也未产生扰乱正常黄金期货市场秩序的影响，则刑法所保护的只是被害人的财产权，因而应认定为诈骗罪。（2）如果行为人在非法从事黄金期货交易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擅自设立黄金期货交易机构，采取虚构网络交易平台等欺诈手段，骗取投资客户的钱款，符合诈骗类犯罪的构成要件，则可认定为合同诈骗罪或集资诈骗罪，此时，行为人所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即被害人的财产权和正常的黄金期货交易市场秩序。（3）如果行为人以牟利为目的而非意图非法占有，利用虚假的期货交易经纪人员、工作人员身份或虚构期货交易网络平台，在正规期货市场之外非法从事黄金期货交易，而投资人对此欺诈手法和虚拟规则并非完全不知情，而是存在概括性认识，且抱着“炒一把”、“博一博”的投机意图参与其中，与庄家对赌，形成互动。此时，刑法所要保护的客体不再是投资客户的财产权，而是正常的黄金期货交易市场秩序，对该类行为应认定为非法经营罪而非诈骗类犯罪。

❺ 委托理财案件有哪些纠纷类型，案由及法律适

您好，法院在立案时以“委托理财纠纷”暂定案由，在具体审理委托理财案件过程中，进一步区分不同权利义务约定，以界定其法律关系并确定案由。具体而言：
1．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件。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委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开设资金账户和股票账户，委托受托人从事投资管理的；或者委托人直接将资金交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或实际上借用他人名义从事投资管理的，应认定双方成立委托理财合同，并以委托理财合同纠纷确定案由。
2．委托监管合同案件。证券公司、期货公司或其分支机构接受委托理财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或资产委托人的委托，承诺对委托资产的交易账户进行监督管理的，应认定成立委托监管合同关系，并以委托监管合同纠纷确定案由。
在委托理财合同案件和委托监管合同案件中，在法律适用方面宜遵循如下思路：首先，应主要以《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民商事基本法律作为法律适用依据。其次，从《证券法》《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等金融法律、法规中寻找有关证券、期货等交易规则，作为处理案件之依据。再次，从中国证监会等金融监管机构制订的相关金融行政规章中援引有关营业资质、禁止性交易行为等规定作为判案的参照依据。目前这类参照依据主要包括：中国证监会证监机构字[2001] 265号《关于规范证券公司受托投资管理业务的通知》、证监机构字[2003]107号《关于证券公司从事集合性受托投资管理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以及2003 年中国证监会第17号《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等。最后，对于具体案件中出现的新型疑难法律问题，应结合国家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综合运用委托理财案件审理原则、民商法基本原则、原理和法律解释学的方法予以分析和处理。
3．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委托人将资产交由受托人进行投资管理，受托人无论盈亏均保证委托人获得固定本息回报，超额投资收益均归受托人所有的（即约定保证本息固定回报条款），属于“名为委托理财、实为借贷关系”的情形，应认定双方成立借款合同关系，以借款合同纠纷确定案由，并适用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
4．合伙协议纠纷案件。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委托人将资产委托给受托人，受托人提供专业理财服务，双方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应认定双方成立以委托理财合同为表现形式的合伙关系，以合伙协议纠纷确定案由，并适用《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相关规定。
5．信托合同纠纷案件。在委托理财合同实践中，若合同约定委托人将其资产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意愿并以受托人自己的名义进行管理，委托资产与委托人资产和受托人的固有资产相互分离，以使委托人或委托人指定的受益人获得收益，且受托人具备法定资质的信托投资机构等《信托法》所规定的信托行为构成要件的，应认定成立信托合同关系，以信托合同纠纷确定案由，并适用《信托法》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

❻ 外汇期货诈骗给了一部分钱还可以报警吗

外汇被骗可以报警

(一)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

(二)贷款诈骗案(刑法第193条)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应予追诉。

(三)票据诈骗案(刑法第194条第1款)

进行金融票据诈骗活动，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1、个人进行金融票据诈骗，数额在五千元以上的;

2、单位进行金融票据诈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四)合同诈骗案(刑法第224条)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1、个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在五千元至二万元以上的;

2、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的，数额在五万至二十万元以上的。

❼ 最高法明确上海金融法院案件管辖范围是什么

8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上海金融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该规定将自2018年8月10日起施行。

根据规定，上海金融法院管辖上海市辖区内应由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下列第一审金融民商事案件：

——证券、期货交易、信托、保险、票据、信用证、金融借款合同、银行卡、融资租赁合同、委托理财合同、典当等纠纷。

——独立保函、保理、私募基金、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网络借贷、互联网股权众筹等新型金融民商事纠纷。

——以金融机构为债务人的破产纠纷。

——金融民商事纠纷的仲裁司法审查案件。

——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金融民商事纠纷的判决、裁定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负责人表示，上海金融法院不能跨上海市行政辖区管辖金融民商事案件。同时，为充分发挥上海金融法院专业审判职能，服务保障金融创新需要，对于实践中出现的上海市辖区外确实存在着适用法律、认定事实重大争议情形的案件，根据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另行指定上海金融法院进行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