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泰富外汇期货巨亏

㈠ 2009年中信泰富事件为什么亏损

2009年4月8日，67岁的荣智健宣布辞去中信泰富董事长一职，标志着中信泰富“荣智健时代”的终结，接任者是53岁的母公司中信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常振明
荣智健辞职后，甚至于有外电猜测，此事可能令荣智健面临10年的牢狱之灾。此外，传出被视为荣氏产业主要继承人的荣智健的长子荣明杰(目前担任公司董事)可能辞职的消息
作为企业家群体中最特殊的一位，红色资本家荣智健及其所代表的荣氏家族的命运，成为大众最关注的问题(关注度远远高于中信泰富公司的命运)。现在下结论说荣智健将退出商业舞台，显然为时过早；说荣智健的辞职意味着“富不过三代”的魔咒再次被验证，荣氏家族将从此走向没落更是无稽之谈；唯一可以确认的是，作为红色资本家的荣智健已经成为历史。而这，也许正是荣智健在辞职信上签名时最为伤感的地方
致命的“止赚不止蚀”合约
2006年3月，中信泰富动用4.15亿美元收购了澳大利亚两个分别拥有10亿吨磁铁矿资源开采权的公司的全部股权。这个项目使得中信泰富对澳元有着巨大的需求，到2010年，资本开支中澳元需求为16亿，外加每年的营运开支约10亿澳元，项目为期25年。
为了防范汇率变动带来的风险 (前几年澳元兑美元一直在大幅升值)，2007年8月到2008年8月，中信泰富与花旗银行、汇丰银行等签订了数十份外汇合约，其中澳元合约占最大比重，中信泰富实际上最终持有90亿澳元，炒汇金额比实际矿业投资额高出4倍多。
每份澳元合约都有最高利润上限，当澳元兑美元汇率高于0.87时，中信泰富可以赚取差价，合约自动中止。但如果该汇率低于0.87,却不能自动中止协议，中信泰富必须不断以两倍或多倍接货。这一合约的特点是“止赚不止蚀”，澳元继续升值，中信泰富最多可赚5350万美元；如果澳元大幅贬值，则亏损是个无底洞。中信泰富把宝完全压在了多头上，做多澳元
金融海啸的爆发，让澳元急遽贬值。2008年10月20日发布巨亏公告日，澳元兑美元仅为0.7,依据相关汇率计算，公告日预计的总亏损为155亿港元，如果不是主要控股股东中信集团提供15亿美元的备用信贷，中信泰富将陷入破产境地。最终在2008年12月，中信泰富以亏损91亿港元的代价结束了这场诡异的投机。
至于中信泰富为何要赌徒式地签署这样明显不公平的协议做多澳元，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谜。吊诡的是，中信泰富早于2008年9月7日，已获悉该公司巨额亏损，但直到一个半月后，公司市值损失过半才作公布。而就在这段时间，资本市场上中信泰富的沽空规模忽然急剧上涨，甚至是出事前的十几倍。巨亏事件公布后，股价最低跌至3.66元，沽空者获利众多，而中小股民损失惨重。
事后荣智健称，对于这项投资他事先并不知情，是财务部门绕过他所做的决定，而财务部门的两位负责人(前财务董事张立宪及财务总监周志贤辞职)也最早被“问责”。不过，荣智健的女儿、前财务主管荣明方则只被降职，并没有离开公司。荣智健还否认张立宪为“替罪羊”之说。
警方介入调查 荣智健逊位
2008年10月22日，香港证监会开始正式介入调查。香港证券交易所22日也表示，会跟进有关投诉。
为了应对困局，中信泰富在2008年10月21日深夜紧急宣布拟出售子公司大昌行的全部或部分股权，以获取部分资金。在自救的同时，荣智健没有忘记向母公司中信集团求救。关键时刻，中信集团再次伸手，决定向中信泰富注资15亿美元用于重组外汇合同的部分债务义务。中信泰富也随即终止出售大昌行。
在中信泰富积极解困的同时，证监部门对中信泰富的调查也在不断深入。2009年1月2日公布公告称，17位董事正接受证监部门调查，包括主席荣智健、其长子荣明杰及集团董事总经理范鸿龄，以及七位执行董事和七位非执行董事。不过，被认为是事件中的三位关键人物的荣智健爱女、前财务主管荣明方，因事件遭解雇的前财务董事张立宪及前财务总监周志贤，均不在调查名单内。
3月25日，中信泰富公布2008年业绩。年报显示，2008年，中信泰富税后股东应占净亏损为126亿港元，其中，外汇合同所导致的变现及市场公允值的税后亏损为146亿港元。如果剔除该项亏损，则去年可以取得税后溢利19亿港元。“这是中信泰富成立19年来第一次亏损。”当满头银发的荣智健道出这个事实时，据说当时整个发布会现场顿时陷入了沉寂。荣智健表示，仍有信心在2009年扭亏为盈，但盈利幅度难以预测。
凭借荣智健“红顶商人”的背景，加上中信集团的鼎力支持，业界普遍认为，中信泰富“澳元门”事件，到此应该会画上个句号。然而，4月3日，香港警方对中信大厦进行突击调查，调查公司是否有董事作出虚假陈述，以及串谋欺诈的违规行为，使得事件陡然升级。4月8日，67岁的荣智健宣布辞去中信泰富董事长一职。

㈡ 有谁能说说中信泰富巨亏的经过，原因和影响

中信泰富 利用国家对荣智健家族的支持大力在国内进行发展，最后他们开始涉足国外的期货，你应该知道期货的杠杆比例是很大的，那样的话一旦大资金操作失误会导致无限亏损。最终导致荣智健家族不停的亏损，并且还不停的亏损，最后就是个大窟窿。

㈢ 中信泰富巨亏的原因

上述人士透露了令人吃惊的中信泰富外汇交易内情。“张立宪和另外一个交易员在一个月内签了大多数的交易合约，而且这一个月内，有半个月是在出差，他就边打电话边下单，这是非常危险的。”该人士说。

最近听说多起由于草率打电话下单而导致巨额亏损的事件，一位市场人士透露，香港多位身家数十亿的富豪，由于之前在电话中听从了其投资银行顾问向其百般推荐的外汇累计期权合同投资建议，也是边打电话边同意下单，并未详细阅查合同风险，也未请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查看合同详情，此后导致巨亏。

客户仅仅打个电话就能下风险如此之大的单，那么和张立宪签订这些合同的对手方银行，是否存在职业道德问题？对手方银行有没有尽职地完全向张立宪展示合同的可能风险？

上述人士表示，张立宪当时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其中存在的风险，从签约到合同确认后被寄过来，要一个月的时间才完成，合同表面来看也就是500万或1000万港元的数额，“但是可怕之处在于，最大损失不会止步于500万，而是500万乘以24个月，如果有高杠杆，比如5倍，那就是再乘以高杠杆的比率”。这种合约又名Accumulator，盈利有上限但亏损无下限，被市场称为“魔鬼交易”。

12月2日晚，中信泰富发布股东通函，首度披露与其签下杠杆式外汇合约的对家及其交易细节。

通函显示，过去两年中，中信泰富分别与花旗银行香港分行、渣打银行、Rabobank International、NATIXIS、瑞信国际、美国银行、巴克莱银行、法国巴黎银行香港分行、摩根士丹利资本服务公司、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国家开发银行、Calyon、德意志银行等13家银行，共签下了24款外汇累计期权合约。

知情人士透露，国家开发银行本来不愿和中信泰富做对手交易，是张立宪主动要求国开行与其交易的，“据了解，国开行本身没有这个业务，实际上是张立宪去找的国开行，他希望国开行给予协助。”

㈣ 中信泰富为什么会巨亏155亿,从中信泰富案例中如何看待金融衍生工具在企业经营中的作用

这个事情我大概是知道的，中信泰富当时在澳洲买了两座矿就存在有远期支付问题，而在远期支付过程中存在一定汇兑风险，公司为了规避风险买入了累计杠杆期权KODA，但是这个期权本身是有投机性质的，而公司在操作上也非我们常规做对冲时用的套期保值操作，量价不对，标的也错了。这样以来澳洲央行的降息导致澳元在08年到10年大幅贬值，导致了巨亏！正常的操作是，比如两年后支付30亿澳元，为了对冲澳元升值的风险，应该锁定30亿澳元的卖出权证。
作用：
金融衍生交易又是一把双刃剑，运作不当也会带来更大的风险。首当其冲的就是市场风险，即价格走势背离预期而导致的损失。衍生交易本质上是“零和游戏”，是交易双方对市场价格未来走向的一种对赌，总存在“赌”错而遭受损失的一方，在中信泰富外汇远期合约下，澳元汇率的变化与中信泰富的预期不一致，未能持续未来上涨而是急剧下跌，由此产生的上百亿港元损失就属于市场风险。然而，该损失数额如此之大，这就与企业作为金融衍生产品终端用户的地位不相符合了。中信泰富并非金融机构，管理层不能拿股东的钱去胡乱冒险。当金融衍生交易出现重大损失时可能存在一个追究责任的问题，分水岭就在于公司参与衍生交易的目的是套期保值还是投机。

㈤ 如何解决中信泰富炒汇巨亏的损失

首先需要了解的是中信泰富这个机构是否合规，其次审查交易操作是否合规、合理。如果没有问题，出现损失只能自己负责，如果有问题，可以走法律程序

㈥ 荣智健辞中信主席内幕是什么啊

监管不力，放纵女儿投机炒澳元期货巨亏，给国家造成上百亿美元的损失。而且在面临香港机构调查时提供虚假证供。

㈦ 中信泰富受损的外汇合约，具体内容是什么

按照已经披露的信息，中信泰富投资的杠杆式外汇合约主要有4种，分别为澳元累计目标可赎回远期合约(每月结算，下称“澳元合约”)、每日累计澳元远期合约(每日结算，下称“每日澳元合约”)、双货币累计目标可赎回远期合约(每月结算，下称“双币合约”)、人民币累计目标可赎回远期合约(每月结算，下称“人民币合约”)。

“中信泰富目前正在澳大利亚建一个铁矿石项目，为了支付从澳大利亚和欧洲购买的设备和原材料，我们需要澳元和欧元。而为了锁定美元开支的成本，我们集团签订了一些外汇合约。但是，这些外汇合约的签订，没有经过合理的授权，而且这些合约中潜在的最大风险，没有被正确的估计到。”中信泰富主席荣智健在一份个人声明中说。

简单而言，中信泰富签订外汇合约，是为了减低其西澳洲铁矿项目和其它投资项目面对的货币风险。但这些外汇合约的收益与风险完全不匹配。

㈧ 据说多数人做外汇都是亏钱的是真的么

多数人送钱。 少数人赚多数人的钱。
股票同理。 零和游戏。

㈨ 中信泰富炒汇巨亏事件体现了哪些风险

体现的风险启示有：
1.控制境外衍生品的交易风险，政府相关部门除了加强监管，应同时出台相应的规定文件，对于那些已经造成巨额损失的企业负责人极其相关责任人要严厉处罚。如果不处罚，就会导致更多的企业冒风险去违规。
2.香港警方之所以对中信泰富大动干戈，是因为怀疑公司董事作出虚假陈述，董事之间可能存在串谋欺诈。这就会因为信息的发布不及时而侵害不知情的中小投资者利益，香港证监部门介入调查中信泰富事件同样也是基于这样一个切入点，由此可见，信息披露机制的严格执行，对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来说至关重要。
3.由于央企的特殊身份，在海外成熟市场可以接受比较严格地监管，在国内主板市场同样需要采取更为严格的标准对其进行监管。尤其涉及到央企的重大经营和重组事件时，监管部门和国资委要及时监督相关上市公司按要求及时发布公开信息。一旦发现存在违反规定的行为时，要像香港市场一样对央企一查到底，不留情面，维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金融市场的逐步国际化，衍生金融工具也必将在我国迅速发展起来。因而，我国必须完善法规制度，使企业在投资衍生金融产品时有据可依、有章可循，能够对高风险的投机业务实施必要的风险控制，以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