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转基因大豆期货分析报告

⑴ 求大豆的期货分析，要基本面和技术面分析，2000字左右。最好是Word文档。我的邮箱[email protected]

您是不是要最新的大豆期货的文章？是投资报告吧？
分给我吧！
我近期正在做大豆的期货投资分析，可以发给你！

⑵ 国内期货市场的黄大豆是转基因大大豆吗

大豆一号是非转基因大豆才能交割，大豆二号的交割是转基因大豆，当然如果愿意拿非转基因大豆交割也可以。我国进口的都是转基因大豆，出油率比国内的高很多，我们在超市买的豆油，包装上都写着大豆的产地，有美国、阿根廷，这就是转基因大豆榨的油，国内的价格要跟随美国大豆的价格波动。

⑶ 大豆期货投资分析报告

有啥好些的，大豆中国又没定价权，美国想整你就把期货价格拉高然后再套你一把，让你欲哭无泪，哎

⑷ 东京谷物交易所 非转基因大豆的期货合约 有什么优缺点吗 谁能给点评论啊!急!

国内期货的大豆都是指的转基因大豆，绝大多数进口自南北美，转基因大豆在现货交易数量上远远大于非转基因大豆。非转基因大豆的价格走势对转基因大豆价格走势的关联性并不大。

⑸ 期货中的 大豆1大豆2是 什么意思

1号黄大豆指的是非转基因大豆，主要代表的是国内的大豆价格。

2号黄大豆转基因大豆，主要用作榨油，如超市里卖的植物油标明加工原料为转基因大豆。

1号黄大豆和2号黄大豆，两者均是在大连商品期货交易所上市的期货品种。

2002年3月，由于国家转基因管理条例的颁布实施，进口大豆暂时无法参与期货交割，为此，大商所对大豆合约进行拆分，把合约拆分为以食用品质非转基因大豆为标的物的黄大豆1号期货合约和以榨油品质转基因、非转基因大豆为标的物的黄大豆2号期货合约。

(5)非转基因大豆期货分析报告扩展阅读：

黄大豆1号、黄大豆2号合约临近交割期时交易保证金收取标准为：

1、交割月份前一个月第一个交易日：合约价值的10%；

2、交割月份前一个月第六个交易日：合约价值的15%；

3、交割月份前一个月第十一个交易日：合约价值的20%；

4、交割月份前一个月第十六个交易日：合约价值的25%；

5、交割月份第一个交易日：合约价值的30%。

⑹ 转基因大豆和非转基因大豆有什么区别

转基因大豆和非转基因大豆区别：

一、外观不同：

转基因大豆呈现亮黄色，非转基因大豆呈现淡黄色。而且转基因大豆要普遍比非转基因的大豆大，因为是人工培植，其内部的营养成分以及基因和非转基因不一致，转基因生产的大豆会更加的饱满。

二、产量不同：

转基因的大豆产量是非转基因的数倍。正因如此，转基因大豆才收到很多种植机构或者种植户的青睐。但是在另一方面，转基因的大豆的营养并没有非转基因的大豆要高。

三、发芽的能力不同：

用水浸泡大豆三天，能够从发芽程度上进行判断。转基因大豆是不会发芽的，只会变得个体膨胀；而非转基因大豆就能很清晰的看到芽苗生长出来。

四、大豆虫蛀程度不同：

由于转基因大豆转入了抗虫、抗药的基因，所以转基因的大豆通常形态整洁，几乎看不到任何虫蛀痕迹。而非转基因若是保存不当便容易生虫蛀。

⑺ 非转基因大豆是什么意思

转基因大豆指的是将某些物种所呈现出优秀性状的基因，转入可满足人类生存需求的动、植物、微生物基因组中 , 以使物种表现出其自身缺乏的优秀性状。 在基因转入过程中，由于不可预见的基因突变，可能会转化为会对人体产生危害的有毒蛋白质等诸多因素。所以涉及到转基因的安全问题 。
世界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及经济合作组织表示转基因食品可能带来环境风险和健康风险，人工移植外来基因可能令生物产生 “ 非预期后果 ” 。
世界上最好的大豆生产在中国东北(非转基因),价格很高,中国把这些大豆出口到美国,这些钱再从美国进口美国大豆,转基因大豆由于产量大所以很便宜,而且出油量也很高,这样回到中国的大豆数量就变成原来的3~4倍,主要做成大豆油,价格便宜,能够保证人民的食用油.
但在英国和日本,95%以上的人都不接受转基因食品,是转基因的要明显标出来,而且价格特别便宜,但是也没有什么人买。 [编辑本段]对转基因作物是否有害的探究转基因作物，是指那些通过遗传工程进行修饰，根据需要转入某种特定基因的作物。目前最常见的是转入抗除草剂基因，这样的转基因作物可以抵抗普通的、较温和的除草剂，因此农民用这类除草剂就可以除去野草，而不必采用那些毒性较强、较有针对性的除草剂。其次是转入抗虫害基因，用得最多的是从芽孢杆菌克隆出来的一种基因，有了这种基因的作物会制造一种毒性蛋白，对其他生物无毒，但能杀死某些特定的害虫，这样农民就可以减少喷洒杀虫剂。据统计，在过去的四年内，美国由于推广抗虫害转基因作物，少喷洒了270万磅的杀虫剂。转基因作物还能增加产品，例如抗虫害转基因玉米能增产5－15％。转基因技术也可用于改变食物的营养成分，例如减少土豆的水分，这样炸出来的土豆片更脆；降低植物油中的不饱和脂肪酸，能延长储存期限。
转基因西红柿不仅容易运输、保存，而且味道也更佳。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院正在试验“金水稻”，通过转基因技术让水稻制造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A的前体），有助于消灭在亚洲地区广泛存在的维生素A缺乏症。转基因技术也可提高水稻中铁元素的含量，以减少亚洲妇女常见的贫血症。
转基因作物的历史很短。1992年，中国种植了世界上第一批商用转基因作物－－转基因烟草。1994年，美国市场上才首次出现了转基因食品，一种软化缓慢的西红柿。由于转基因作物的巨大优势，推广非常快。到2000年，全世界已有4420万公顷的土地种植转基因作物，其中美国占68％，阿根廷占23％，加拿大占7％，中国占1％，其他国家占1％。大豆、玉米、棉花和油菜是主要的转基因作物，在美国，有近一半的大豆、棉花，超过三分之一的玉米、油菜是转基因作物。美国超级市场上的食物制品中，约60％含有转基因的成分。在公众的反对声中，目前这个发展势头已缓慢下来，特别是在工业化国家，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有减少的趋向。美国虽然还没有限制转基因作物，但是由于美国是农产品出口大国，欧洲、日本对转基因作物进口的限制，也打击了美国农民的积极性。
生物学界对转基因作物的危害性本无争议。始作俑者是苏格兰的一位免疫学家普兹太（Armand Putztai），他在1998年在英国电视上接受采访时声称，根据他的研究结果，转基因土豆对老鼠有毒，能破坏老鼠的免疫系统，欧洲舆论因之大哗，是欧盟限制转基因食物的导火线。他的这项研究终于正式发表的时候（1999年发表在医学刊物《柳叶刀》上），对转基因作物的争议已越过大西洋到达了美国。1999年3月，三千多名示威者在“生物2000年”大会在波士顿召开之际，举行了反基因食物大示威，引起了全美国的关注。1999年5月，美国康奈尔大学洛希（John Losey）实验室向英国《自然》杂志报告说，他们用沾有抗虫害转基因玉米花粉的草叶喂养大花蝶的幼虫，导致这些毛毛虫死亡。这两项研究成了反对转基因作物的活动者反复提及的“经典”研究，涉及了两个主要问题：转基因作物是否有害人体健康？是否会破坏生态环境？
在普兹太的研究中，他向老鼠喂食制造凝聚素蛋白的转基因土豆（凝聚素能抗虫害），发现老鼠的肠道受到损害，得出结论这是转基因食物所导致的。这项研究遭到了众多的批评，包括缺乏合适的空白对照，以及用于喂养老鼠的膳食营养结构不平衡，后者也可能导致观察到的病变。其他的研究结果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至少有三项研究表明，转基因土豆和转基因大豆对动物的健康和生理活动都 无影响。转基因作物往往是过量地制造某种外源的蛋白质，即使无毒的话，是否能导致过敏？这是更值得关注的问题。如果一种蛋白质不会导致过敏，那么制造它的转基因作物也不会导致过敏。例如还未发现有人会对植物铁蛋白过敏，那么提高铁含量的转基因大米也不会因此使人过敏。那些会使某些人过敏的蛋白质如果被导入作物中，则有导致过敏的可能性。研究人员在研究转基因作物时，已充分考虑到这个问题。过敏症的患者90％以上是对牛奶、干果、蛋类、海产品、小麦、豆类过敏，因此来自它们的基因将不被采用，例如，为了增加大豆中的甲硫氨酸的含量，一种巴西干果的蛋白质基因曾被转入大豆，实验发现这种大豆可能引起过敏，因此未推向市场。对转基因作物制造的新蛋白质，其化学成分和结构与已知的500多种过敏原做比较，如果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也会被放弃。大部分的过敏原都难以消化，因此转基因产生的新的蛋白质要检测是否能够被消化，如果不能，该转基因食物也不能供食用。有一种转基因玉米被怀疑有可能引起过 敏，被美国管理部门规定只能用于喂养牲口，去年发现它也被快餐店用于制作玉米片、炸玉米卷，引起全国性回收，商家损失惨重，曾经轰动一时。在经过了严格的检测和管理之后，含有过敏原的转基因食物能够上市的可能性很小。
我们再来看看对生态环境的可能影响。抗虫害转基因作物分泌的毒性蛋白，除了毒死特定的害虫，有没有可能也毒死其他生物？洛希等人对大花蝶的研究，想要说明的就是这个问题。这个研究结果也备受非议，被指责无法重复，实验用的大花蝶幼虫被强制只喂食沾转基因玉米花粉的草叶而没有其他选择，以及实验用的转基因玉米花粉含量过高。根据美国环境保护局的估计，草叶表面上转基因玉米花粉的数量达到每平方厘米150粒时，也不会对昆虫造成危害；而在田野，草叶表面所沾的玉米花粉数量只有每平方厘米6到78粒。因此在自然环境中，转基因玉米花粉不会危害大花蝶幼虫。还有一项研究表明，抗虫害转基因玉米的根部能分泌毒性蛋白，可能会在土壤中累积起来危害其他生物。这项研究是将玉米长在培养液中，从培养液提取毒性蛋白喂养天蛾幼虫。其他研究者发现，如果将玉米长在土壤中，其根部分泌的毒性蛋白会迅速被降解掉，而失去了毒性。
显然，对抗虫害转基因作物对其他生物的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但应该尽量接近自然环境，才有说服力。

⑻ 吃转基因大豆有什么害处

五大隐患

1.毒性问题

一些研究学者认为，对于基因的人工提炼和添加，可能在达到某些人们想达到的效果的同时，也增加和积聚了食物中原有的微量毒素。

2.过敏反应问题

对于一种食物过敏的人有时还会对一种以前他们不过敏的食物产生过敏，比如：科学家将玉米的某一段基因加入到核桃、小麦和贝类动物的基因中，蛋白质也随基因加了进去，那么，以前吃玉米过敏的人就可能对这些核桃、小麦和贝类食品过敏。

3.营养问题

科学家们认为外来基因会以一种人们当前还不甚了解的方式破坏食物中的营养成分。

4.抵抗作用

当科学家把一个外来基因加入到植物或细菌中去，这个基因会与别的基因连接在一起。人们在食用了这种改良食物后，食物会在人体内将抗药性基因传给致病的细菌，使人体产生抗药性。

5.环境的威胁

在许多基因改良品种中包含有从杆菌中提取出来的细菌基因，这种基因会产生一种对昆虫和害虫有毒的蛋白质。在一次实验室研究中，一种蝴蝶的幼虫在吃了含杆菌基因的马利筋属植物的花粉之后，产生了死亡或不正常发育的现象，这引起了生态学家们的另一种担心，那些不在改良范围之内的其它物种有可能成为改良物种的受害者。

(8)非转基因大豆期货分析报告扩展阅读：

对中国影响

转基因大豆进入中国以后，大部流进入了外资背景的食用油加工企业，其产品很快占领了大部分市场，从而影响了中国大豆加工资源环境，不利于本土食用油加工企业的发展。

中国本土的一些食用油加工企业，由于使用的是非转基因大豆等原料，与转基因大豆油相比，价格较高，不具有竞争力，在转基因大豆油的价格支配下，中国油脂企业效益急剧下滑，经营陷入困境。回望中国大豆市场被进口转基因大豆主宰的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全球四大国际粮商（ADM、邦吉、嘉吉和路易达孚）极富战略眼光，为吞下中国大豆产业意在长远。首先，改变中国人传统烹调油的饮食习惯；

其次，国际粮商作为引进的外资，享受优惠政策，在中国相继投资建起以进口大豆为原料的压榨加工企业。与此同时，国内资本也涉足以进口大豆为原料的榨油领域，越来越多的国内资本进入大豆压榨领域时，压榨企业于是便遍地开花。于是中国的经济学家、产业界沉醉于世界大豆压榨重心东移，我们劳动力具有比较优势，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的进程加速，殊不知我们早已一步步落入四大国际粮商的口袋中。

由于加工能力扩张，大豆原料紧张成了加工压榨企业时时头痛的问题。2004年，一些内资压榨企业决定成立采购团到美国购买大豆，以增加讨价还价的能力。而就在采购团赴美前夕，美国农业部发布消息称，该年度大豆欠收。

当天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价格猛涨，从先前每吨220美元暴涨到391美元，创15年来的新高。当中国采购团签下巨额采购合同离美后不久，美国农业部出面澄清，新的数据显示世界大豆产量将大增。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价格迅速掉头向下，暴跌至266美元。中国商人损失惨重，一些企业破产。

不过，也有评论认为，采购团在下单之前过分宣扬（而不是保守秘密）是推高市场预期的原因，而并非一个阴谋。

这时，四大国际粮商及时“雪中送炭”，让濒临破产的中国压榨企业继续运营下去，条件是转让股权。由此四大国际粮商借机收购、控股了一大批中国压榨企业，完成对中国大豆压榨加工产业的布局。数据显示，全国97家大型油脂加工企业中，外资控制了64家，占66%，外资还占有中国进口大豆加工能力的80%。

在完全控制了中国大豆产业链的原料、加工、市场的各个环节后，国际大豆期货市场再次兴风作浪。受国际市场影响，2007年国内大豆期货价格从年初2600元到年底时涨至4100元，2008年继续飙升，7月达到最高5240元。短短18个月，价格翻了一番。

夏友富在2006年9月25日的转基因国际论坛上公布了他的研究发现，“这并不是由需求产生的，而是由市场垄断产生的。中国因为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价格暴涨让中国多付78亿美元。”他说，“我们愿意拿出数千亿美元去国外买转基因大豆，并多支付78亿美元，却不愿意把钱补贴给农民。可能只要10亿人民币用于大豆种子的研究开发，就能让中国农民用上更好的种子。”

更可怕的是，转基因大豆试图在中国进一步扩展地盘，中国的腐败分子及不法商人和美国转基因大豆供应商联合设套，想让转基因大豆混进中国粮库。去年年末，黑龙江省粮食部门发现，一些经销商利用国家以优惠价格收购国产大豆的政策，将疑似进口转基因大豆冒充国产大豆，卖给国家粮库赚取价差。

黑龙江大豆协会调查证实，11月，山东新昌食品公司拒收黑龙江佳木斯贸易商销售的大豆，原因是其中混入了疑似转基因大豆，此前，这家佳木斯贸易商销售的一直是黑龙江的国产大豆。可以毫不客气的说，一旦中国的粮库里充斥着转基因大豆，中国的大豆产业就会全部被美国人所掌握，中国的国家安全也就越来越攥在美国人的手里。

新华社2013年6月13日晚发布消息称，农业部日前批准发放了三个转基因大豆进口安全证书，但并未说明进口的是哪些国家。此前，曾有消息称中国政府已批准进口阿根廷和巴西的转基因农作物。

辨别

由于转基因大豆，培育目的是抗虫，抗药，所以分辨方法应该从这一特点出发，一般非转基因的大豆，偶尔能看到虫蛀的痕迹。

另外，非转基因大豆，如果保存不善也容易生虫，而转基因的大豆通常形态整洁，几乎看不到任何虫蛀痕迹。

再有，难以通过发芽方法分辨，是否非转基因，因为世界范围内广泛种植的Rounp Ready转基因大豆。

⑼ 转基因大豆与非转因大豆的利弊

先声明：有兴趣就看，没兴趣绕行~~~~~~~！！！！

我只截取了一段，全文是《郭于华：天使还是魔鬼 转基因大豆在中国的社会文化考察》里面介绍了很多，我截取的是你想关心的一段，耐心看吧你~

“转基因”是指利用分子生物学手段将人工分离和修饰过的基因导入生物体基因组中，使其生物性状或机能发生部分改变。这一技术称为转基因技术，在中国亦称为 “遗传工程”、“基因工程”。经转基因技术修饰的生物体常被称为“遗传修饰过的生物体”（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简称GMO）。以转基因生物体直接作为食品或以其为原料加工生产的食品就是转基因食品。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转基因大豆产品是由美国孟山都（Monsanto）公司开发生产的抗草甘膦除草剂大豆（rounp ready soybean），其改良功能在于能抵抗草甘膦除草剂。种植这种转基因大豆，农民只需喷洒一次草甘膦除草剂即可控制杂草生长，而大豆生长却不受影响。而此前草甘膦对于普通大豆作物则是致命的。
自1996年转基因农作物进入商业化种植以来，美国一直是采用转基因技术最多的国家。目前，美国农产品的年产量中70％的大豆、45％棉花和40％的玉米已逐步转化为通过转基因改制的方法生产。美国允许大豆、玉米、棉花、油菜和土豆等20多种转基因农作物的种子在美国播种。据估计，从1999年到2004 年，美国转基因农产品和转基因食品的市场规模将从40亿扩大到200亿元。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同时也是最大的转基因作物生产国和出口国。 2001年7月5日，美国农业部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当年播种转基因大豆达3330 万公顷，占播种面积的68％。目前美国转基因大豆的年产量达到5500多万吨，接近其总产量的70％（引自中华基因网，2002-06-21）。
与任何一种新事物面世一样，转基因产品也带来不同的看法和激烈的争论。持赞成观点的主要依据有：（1）转基因技术可增加粮食生产、减少生产的投入，有助于解决世界范围的粮食问题。（2）转基因农作物具有抗病虫害、抗除草剂的特性，可减少杀虫剂、除草剂的使用，有利于环境保护。（3）转基因技术可以通过利用某些基因，增加食物品种，改善食物品质，使食物更加可口。（4）转基因技术可准确地生产人类想要的动植物品种，克服传统嫁接及杂交技术的不确定性。此外癌症等顽症的治疗亦可望取得突破。
而持反对立场的观点则指出：（1）转基因技术使不同物种的基因相互融合，而对其后果却无法控制，因而可能造成基因污染，引起生物安全上的问题。（2）转基因食品可能存在毒性问题，对人的负面影响可能有很长的潜伏期，而其对人体的长期影响尚难以确定。（3）某些人对转基因食品存在过敏反应。（4）转基因食品的营养作用、对抗生素的抵抗作用、对环境的威胁等问题尚未得到证实或解决。（5）一些实验已经表明了转基因食品的负面影响。
到目前为止，转基因食品尚未能从科学原理上被证明完全无害或确定有害，因为科学技术手段还未能达到确切地了解和控制插入基因的位置、表达状态和全部影响。在这种支持和反对双方都不能给公众一个明确保证和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决定转基因产品命运的将只能是各国的社会结构性特征、制度安排、利益取向和文化因素了。
欧洲作为最大的抗拒转基因的团体与美国在转基因食品问题上发生激烈争执，当然这不仅缘于双方在食品安全、生物安全等方面有认识上的差异，更由于他们在此有贸易上的经济利益之争。欧洲对转基因食品的抵制从一定程度上说是对美国在这一领域中垄断优势的抵制。帕尔伯格的研究指出：欧洲农民与转基因作物保持距离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欧洲的消费者害怕食用它们。尽管Nuffield生物技术委员会公布的结论指出：迄今为止这个国家市场上所有的转基因食物对于消费都是安全无害的。然而这一专家的保证却因欧洲消费者的不信任而大打折扣。这部分缘于1996年的“疯牛病”恐慌，这一危机瓦解了消费者对于专家观点和官方观点的信任，这发生在英国公共卫生官员给消费者的错误保证——食用病畜的肉没有危险。尽管疯牛病与食物的基因修改并无联系，但由于美国的转基因大豆正是在 1996年引入欧洲市场，因而导致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的焦虑。在上述焦虑形成的过程中，非政府组织（NGOs）起了重要作用。在欧洲公开的抗议活动造成反对派的合作和迫使政府妥协。1998年4月，在没有任何转基因食物有害的科学证明的情况下，布鲁塞尔停止了新的转基因作物在欧共体国家的使用和进口。同年欧共体还颁布了转基因食物的标签规定。这种反对力量在1999年扩大到欧洲以外的食物进口国家，如大豆进口量很大的日本、韩国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Paarlberg, 2000a）。
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又如何呢？帕尔伯格曾使用一个分类体系来检讨一些发展中国家关于转基因作物的策略选择：即从知识产权、食品安全、生物安全、贸易和公共研究投资五个方面分析了巴西、中国、印度和肯尼亚四国有关转基因的政策。各国政府的政策选择可以分为促进的（promotional）、允许的（permissive）、预防的（precautionary）和阻止的（preventive）几种类型。帕尔伯格的研究表明，除了中国官方认可转基因作物的商业种植外，其他三国尽管有科学家和决策者的推促，但预防性（precautionary）的生物安全政策仍然限制这些作物到达农民手中。作者试图解释这四个国家的不同政策，并认为国际压力是造成上述三国限制转基因作物的主要原因，而中国走了一条不同的路线，原因也在于它相对地隔离于这种国际压力（Paarlberg, 2000b）。
从相关研究和各类媒体的报道中，我们不难看到，关于转基因食品的各种不同观点、争论和与之相关的各类政策、规则和限定，都不仅仅是基于对转基因技术本身的科学和理性思考之上，而是有着各自潜在的、更为深刻和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原因。在支持和反对转基因的论战中，至少涉及到这样一些力量的较量：国家利益——不同的国度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转基因作物的生产特别是贸易做出抉择；开发转基因作物的大公司，无疑是这一新技术的最大获益者和主要推动力量；发达国家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富裕农民，因其生产成本降低也是转基因作物的重要受益者，但是由于近年来许多国家和地区对转基因农产品的抗拒，也面临重新选择和调整种植策略的问题；以欧洲、日本、韩国为主、因食品安全的考虑拒绝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以绿色和平（Greenpeace）为代表以保护环境为主要目标的非政府组织，坚决而积极地抗拒转基因产品。自上个世纪末以来，围绕着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产品，上述集团或组织依据各自的观念和意识形态工具展开了堪称转基因大战的争论，时至今日这一争战仍方兴未艾。
中国在这样一个全球性的背景中处于什么位置呢？作为发展中国家，它是否如一些西方研究者所言对转基因采取相当独特的拥抱（embrace）姿态（Holland, 2000）呢？回答中国如何反应是相当复杂的问题，因其涉及到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方方面面。
从经济方面来看，在大豆的生产、消费、加工、进口贸易等方面中国面临多重困境。
困境一：大豆生产下滑与需求增加的矛盾。90年代以来，国内的大豆消费一直保持持续增长的趋势，一是作为中国传统健康食品的大豆制品的消费量稳步增加，二是食用油的消费大大提高，三是肉禽蛋奶的消费迅速增长。大豆的直接产品正是豆制品、豆油和用于畜牧业饲料的豆粕。而另一方面，由于有关大豆的政策、市场价格和进口等方面的原因，大豆生产一直徘徊不前，保持着每年200-400万吨的供需缺口，需进口大豆来维持平衡（常秀亮，2000）。从1995年开始，国内大豆产量一直在1500万吨上下徘徊，迄今不见好转。需求持续上涨造成的市场机遇与国产大豆擦肩而过，而数量巨大的进口大豆可谓乘虚而入。继而造成：
困境二：净出口国变成最大的大豆进口国。中国是大豆的原产地，其栽培历史在4000年以上；中国也是大豆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拥有世界上已知野生大豆品种的 90%，计有6000种以上。大豆曾经是中国的传统出口产品，是出口创汇的大宗农产品。中国大规模进口大豆始于1995年，据海关统计，1995年进口大豆80万吨，此后四年进口量分别为111万吨、296万吨、320万吨和432万吨，2000年则猛增至1042万吨——这一年，中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2001年，这个数字变为1500万吨。1995年以前中国还一直是大豆净出口国，从净出口国到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国，中国仅用了短短5年。变化之大，用一位农业专家的话说，堪称“惊心动魄”。不仅如此，据更为严谨的判断，大豆进口量已经超过国内生产量。如果按每吨200美元估算，1500万吨进口大豆需支付30亿美元——与进口波音飞机的价值相若（庞瑞锋，2002）。
困境三：与上一个困境相连，一方面是大量依赖进口，另一方面则是国产大豆销售困难，其结果就是形成人们所说的“洋豆伤农”局面。国产大豆的价格与品质双重丧失优势，失去市场竞争力。值得关注的是，国产大豆为非转基因大豆，是有机的安全农作物，其“自然品质”堪称优异，但这一优越的自然品质却未能进入市场价格机制。换言之，国产大豆的“绿色价值”未能实现，未能在市场价格中体现出来。在市场的选择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大豆的“商品品质”，即高含油量、高蛋白含量。而国产大豆因品种混杂、品质不一、含油量低（进口大豆含油量一般在19%左右，国产大豆平均只有17%）等而失去对进口大豆的竞争力。此外，国产大豆的生产成本也没有优势，进口大豆的到岸价（FOB）比国产大豆平均还要低10%。不难想到，“绿色价值”的不被承认其实还是市场中技术霸权与信息垄断的结果。
困境四：中国加入世贸后，首先和受到最大冲击的是中国的农业。按照WTO的一般原则，国际农产品协议主要包括三个内容：增加进口市场准入；削减对国内生产者支持；减少出口补贴。在此背景下，如何保护本国农业和农民的利益尚无良策。在中美农产品贸易谈判中，中国同意大幅度增加最低关税限额（TRQ1－3％）的农产品进口数量，取消农产品的出口补贴。中国在总体上把农产品进口关税降低到17％以下，而其中大豆仅为3％。这些变化对中国细小规模的农业生产、对增加农民收益和农村就业等都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温铁军，2002；姚监复，2002）。加入世贸后，中国越来越需要靠国际惯例和法规来对贸易进行管理和控制，而不是靠政策，以免受到非关税贸易壁垒的指责。2001年5月，中国政府颁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三个农业转基因条例，并确定2002年3月20日开始实施。从长远角度看，条例有望成为中国政府调控大豆进口的有效工具，但其在具体情境、关系中实际运作的结果如何，只能拭目以待。

二、认识“转基因”——神秘的知识—权力场域

从一开始遭遇“转基因”，中国所面临的就不仅仅是科学技术和生产贸易的问题，而同时也是政治与社会的重要问题。
1、社会结构特性
与转基因农作物直接相关的首先是一个社会中的农业和农业政策的特性。任何一种农业政策，都难免是三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一是土地、人口和气候等自然因素，其二是市场因素，其三是政治因素。以美国农业的发展变化过程来看，美国政府自1930年代新政以来对农业持续不断的支持和补贴，是决定二战后美国农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美国有着得天独厚的农业资源，有着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农民的生产与农产品市场和国际市场关系密切而直接。同时，不难看到，美国农业能够成为一个资本、技术密集型，极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同美国政府的积极政策支持是分不开的。而美国政府能够持续不断地向农业提供支持和补贴，又需从政治的角度方能解释。用最简单方式概括，自新政以来的美国农民属于人口规模小、组织水平高、政治能量大的利益集团，他们在影响政治选举和联邦政府的决策中可谓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张光，2002）。
与美国农业和农民的特点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的农业是劳动密集型的、依靠传统技术的自给自足型农业，而非资本与知识密集型的依靠现代技术的市场竞争型农业；中国的农民是人口数量最大、组织化程度最低、政治力量最弱的群体，事实上他们构成中国社会最主要的弱势群体。首先，尚未摆脱传统小农经济的中国农业实际上是市场化程度最低的产业，数据表明，中国粮食总产量中的70%基本是小农自给自足，粮食商品量自1984年以来稳定在总量的30-35%，而国家定购的粮食占商品量的40-60%左右，亦即仅占生产总量的约15%（温铁军，2002）。这与美国等发达国家高达90%以上的粮食商品率全然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农民至今仍然是通过向国家缴纳农业税、特产税和“三提五统”等税费而间接地与市场发生关联的，他们并未真正进入自由市场贸易。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农业补贴仍然很高的国际竞争背景下，中国目前仍然实行向农民征收税费的负保护政策，这在根本上使中国农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其次，自从共产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粮食的收购和价格就成为国家的利益与农民的利益孰轻孰重的战略问题。在长达25年的农业集体化中，国家对粮食贸易的垄断、对征购粮制定低价明显地使农民的利益与国家政策对立起来。集体化解体后，国家的粮食贸易和价格政策虽然也先后做了几次改革尝试，但最终这些改革都未能解决粮食贸易放开的问题，而国家和农民利益之间的冲突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Aubert，1997-1998）。当下中国所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之一是90年代中期以来农产品总体价格持续低迷和农民收入的下降。根据胡鞍钢的研究，过去10年农业附加值GDP总量比重大幅度下降，由1990年的27%下降至2000年的16%；按支出法计算，农村居民消费额占GDP比重由1990年的28%下降至2000年的22%。这两个比重明显下降，使八亿农民处于极其不利的境地。在过去四年（指 1996-2000年期间），全国农产品销售价格指数累积下降了22.6%，广大农民直接现金损失在3000亿元以上；从农村居民家计调查看，1997年人均农民出售农产品收入为1092元，到2000年下降为600元，约下降了45%，这相当于每个农民比1997年少获农产品现金收入492元，这相当于八亿农村人口减少现金收入3972亿元。这样一种状况使得中国农业和八亿中国农民成为中国加入WTO后受到冲击最大、遭遇风险最明显的产业和人群。（胡鞍钢，2002）
从根本上讲，农民的经济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是制度安排的结果。有学者用“一国两制”来表述这一社会结构特性。这并非指中国大陆与香港、澳门的“一国两制”，而是指过去50年中国大陆长期形成的城乡居民的两种身份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公共服务制度和财政转移制度，以及两种差异甚大的生活方式（胡鞍钢，2002）。这种制度设定和延续造成当今中国社会的分隔与“断裂”（孙立平，2002）。
在上述制度与社会框架中，农民是中国社会中最大的弱势群体，他们尚不具备能够针对市场变化自主地选择生产产品、经营方式、自身组织形式以及向政府施加压力的资源与能力。因而在遭遇某种新的作物和技术时，其信息、资源和能力都是极度缺乏的。换言之，中国农民尚未与转基因农作物发生直接联系，他们也不构成相关决策中被考量的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