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后期货币经济发展的影响

『壹』 明朝中后期经济结构变动的意思

明代中后期中原商品经济日益繁荣。在农业生产中，经济作物的品种不断增多，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农产品商品化程度越来越高。在手工业生产领域，棉纺织业、矿冶业等发展迅速，许多产品进入流通领域。但从总体看，其发展表现出较大的不平衡性。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为城镇的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大批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进入城市，城镇经济日渐发达，各地城乡集市贸易蓬勃发展，国内其他省区的商贾亦纷纷前来中原，从事经营活动，促进了中原与其他地区的经济交流。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商品经济的作用下，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结构逐渐发生一些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习俗在不断改变，在自然经济形态下形成的生产、生活习惯和社会风尚，正在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

『贰』 明朝货币政策对经济发展有哪些影响

明朝经济 明朝是中国第一个以白银为货币体系主体的朝代（之前是铜），这与明朝纸币“大明宝钞”的流通失败有很关系。 由于当时人们对中国矿资源勘测的了解与手段有限，误以为中国是一个铜矿资源比较匮乏的国家。故政府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和进步，国内有限的铜资源很难满足货币流通的需要。于是，明洪武七年颁布“钞法”，设宝钞提举司，其下再设抄纸、印钞二局和宝钞、行用二库。开始发行大明宝钞。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年)始造。并于第二年以中书省南京名义发行。 大明宝钞是明朝官方发行的唯一纸币，该币贯行于明朝二百七十年间。由于当时纸质较差，大明宝钞难以耐久，而又易于仿制。且明代纸币只发不收，既不分界，也不回收旧钞，致使市场上流通的纸币越来越多，宝钞泛滥成灾，发行当年就通货膨胀，贬值极快，人民纷纷弃之，终以失败告终。 纸币发行的失败进一步抑制了商业的发展，金银等贵金属货币在携带、安全性上又大打折扣，同时国家因为害怕贵金属流失海外，而动摇国本进而限制商贸活动 ，商业的发展受阻。实际上，这种做法既延缓了东西方通过商贸交流，也延缓了通过商贸往来所进行的文化交流。于是，东西方交流从此渐渐嘎然而止，失去了一个互相学习、融入世界的大好机遇，十分可惜。

『叁』 各位明史的专家们：对于明朝中后期的社会经济，你的认识与感想。。。晒晒想法啦

16世纪至17世纪中叶，即一般所谓的明朝中后期，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转折。明朝是汉族地主阶级建立的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它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社会经济发展超过宋元时代的最高水平，并从中酝酿着新旧交替的冲动。伴随着明王朝统治的由盛而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显示出天崩地解的征兆，延续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进人了晚期发展阶段。正是在这个时期内，中世纪的欧洲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开始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早期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与中国航海势力在东南亚和中国东南沿海的相遇，使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再也不能孤立于世界历史发展之外了。这些与以前历代王朝不同的境遇，造就了明代中后期独特的历史地位和丰富多变的时代风貌。
朱元璋在建立明王朝之初，以其传统的小农文化思维，力图恢复构建一整套完善而又可以严密控制的以小农经济为核心的社会经济格局。黄册户籍制度、里甲管理体制、赋役征收方式以及基层社会教化体系，等等，都力图使农民安顿在土地之上，四民各安其业，形成自上而下的封建社会超稳定的统治。然而，到了明正统至正德(1436—1521)年间，明王朝的政治统治并没有一如既往地按照朱元璋设计的路线前进，而是出现了种种弊端。宦官专政，政治腐败；经济秩序混乱，财政拮据。鞑靼、瓦刺兴起，屡叩边关，突入长城。明廷失去了定国安边的强大实力，内外交困。农民经济状况恶化，大量人口向边区、山区流动，抗争暴动，此伏彼起。与此相反，流民、棚民开发山区、边区，促进了湖广区经济地位的提升；朝贡贸易衰落，沿海势豪、商人以至亡赖“冒禁通番”，私人海上贸易兴起。政治的腐败与经济的发展形成新的冲突，思想文化界也出现了反传统的呼号。王阳明创立的“心学”，很快风靡学林，“厌常喜新”蔚为风尚。

明嘉靖与万历(1522—1620)年间，明朝政治衰象显现，帝王腐化，首辅柄政与宦官专权交错更迭，朝臣中朋党树立；赋役紊乱，财政匮乏，边疆、海疆频频告急。除了历史上常有的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威胁外，又加上东方的倭寇和西方的早期殖民主义者的挑战。与王朝的没落相反，封建统治的衰败在一定程度上为民间社会突破原有的统治格局和自主经济的进步提供了某种良好的环境，社会经济向商品经济倾斜发展，农业商品化程度提高，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都和市场发生更密切的联系，契约租佃关系发展，定额地租普遍，地权分化激烈，产生永佃权和“一田二主”。手工业区域分工与专业化有所发展，流通市场扩大，区域性商人集团活跃，工商业市镇在江南等先进经济区域兴起，乡村手工业和市镇手工业都有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冲突开始，中国的海寇、海商与葡萄牙、荷兰海盗商人角逐于东西洋上。月港——吕宋——美洲间太平洋航路的接通，使中国与海外市场的联系更加密切。中国海外贸易顺差带来大量白银货币(西班牙银元)进口，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一定的冲击。市镇居民开始显示力量，逐利拜金、奢侈浪费形成风气。重利忘义，恃强凌弱，贫富贵贱起落不常，上下尊卑秩序出现混乱甚至颠倒。思想文化领域形成“以情反理”、冲击传统的浪潮，一向为人们所轻视的商贾、庶人、优伶等起而摇铎讲学，鼓吹藐视礼法、追求个人情性、及时行乐等异端学说纷陈，科学巨著与通俗文艺并相争妍。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透出一股活泼、开朗、新鲜的时代气息，显露出新旧冲突变动的征兆。总之，以农村经济的新变化为背景，国内外贸易的繁荣，城镇经济的发达，商品货币流通的拓展，社会行业及其分工的扩大，促进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及其经营方式的变化，社会经济走上了以往各个历史时期都未曾出现过的带有某种“近代以前的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从而引发了社会习尚乃至思想文化领域的一系列变化，这就是明嘉靖、万历时期社会经济变迁的主要特征。

到了明天启与崇祯(1621—1644)年间，明朝统治走向穷途末路。党争激烈，宦官魏忠贤专权，加剧了政治上的混乱局面。满族贵族在东北建立“后金”(后改称“大清”)政权，并南下争雄，荷兰、西班牙殖民者侵占台湾。为对付内忧外患，明朝统治者消耗了国力，进而向民间残酷榨取。水、旱、蝗、兵等灾犹如雪上加霜，南北农民纷纷揭竿而起。明廷招架无力，节节败退，最终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所推翻。在大动荡、大分化与大组合的过程中，新兴的满族贵族战胜了农民军，建立了清朝。南明地主势力和以郑成功为代表的海上势力也在抗争中失败。社会经济积累在内乱中消耗殆尽，新旧交替的冲突为一场改朝换代的历史变故所取代。

从比较世界史的立场来观察，明初中国封建王朝国力的鼎盛时期正是欧洲“黑暗”的中世纪。西方透露出的资本主义曙光与明中叶以降中国社会新旧交替的冲动几乎同时。西方的兴起，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正是中国的明清之际。西方文明赶上东方文明，中国从先进到滞后，就是在这一时期内发生的。

客观地说，明代特别是在明代中后期，中国的社会经济有发展、有迟滞。西方兴起所出现的新事物，在明代也有类似表现。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1](p430)。明代稀疏存在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其他新因素，尽管没有显现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但却是一场中国式的“原始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前的工业化)，是传统体制内的变迁。明代后期，经济作物的推广，商品性农业的成长，家庭手工业从为本地市场转变到为外地以至国外市场提供产品，商人资本向手工业渗透，在生产力进步有限的情形下，商品生产在量上有很大的增长。这就是“原始工业化”的开始。作为“原始工业化”的成果，中国的手工商品在正在形成的世界市场中具有价廉物美的竞争优势。而大量中国手工商品的输出，还为西方的兴起准备了条件。当时的南中国，确有一股“海洋商业文化”的气派。

从“西化”的标准来理解中国传统社会内的“原始工业化”和以后的“近代化”，都是值得商榷的。而且，论者往往夸大明朝统治者海禁政策的阻碍作用。实际上，民间私人海上贸易正是突破统治者厉行的海禁政策发展起来的，而“原始工业化”正好与此同步。有明一代，如果不是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角度，而是从社会实际生活的角度看问题，明代后期比明代前期应该是更为开放的。中国人私人出海贸易，外国人私人来华贸易，在明代前期那是不可想象的，但在后期却已成气候，屡禁而不止了。直至明亡，郑成功的海上势力操中国、日本、东南亚之间海洋贸易的牛耳，收复台湾与顶住荷兰等西方殖民者的东进是举世公认的事实。明朝海禁政策对“原始工业化”的进程有影响，但绝非决定性的因素。

把海洋贸易作为西方兴起的决定性因素，从而把资本主义文化概括为“海洋文化”，即使在今天的西方学者看来，也属偏颇之论。那种把中华传统文化说成是农业文化，否认其多元性，甚至把中国在近代的落伍归咎于传统文化，都是错误的。实际上，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经济形态，已经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极富社会经济多元化色彩的雏形。

那么，明代中叶以后开始的“原始工业化”为什么没有成功而且迅速退潮呢?从根本上说，这与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结构的影响和制约密切相关。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具有既早熟又不成熟的二重特征，它包容多种生态环境、历史发展背景、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等各不相同的民族与区域于一体，互为补充、互为牵制，有其他社会所无法比拟的适应性和弹性。一方面，它可以比较灵活地改变自己的表层结构以适应各种变化；另一方面，又善于抵御各种变化，保持深层结构的不变。这样，新的社会经济因素往往成长到一定限度便被化解或吸收，反传统最终被导向补强、完善传统[2]。在这一社会结构内进行的“原始工业化”，如果不被中断的话，本来有可能自行发展为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截然不同的“近代化”。但明代后期传统社会结构的化解力相当强大，致使这一过程扭曲，新生事物或很快夭折，或改变发展方向，尤其是明代后期中国存在着严重的“制度性”缺失，国家体制和社会制度均不能给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因素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反观同时期的欧洲殖民主义者，他们的海外活动则基本上得到本国政府的肯定与支持，而明末的中国海商集团们，一方面要与外国势力争夺东方的海上贸易权益；另一方面，又要抵御来自本国政府的压迫与追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经济新因素发展的艰难曲折就成了必然的一种趋势。

从这场“原始工业化”的发展机遇来说，它缺乏社会环境条件的配合。到了明末，明朝统治者超限度的榨取，持续而普遍的特大灾害的袭击，大规模的内战和动乱，造成社会财富和社会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原始工业化”所必需的环境条件遽然改变，再加上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和文化意识的保守坚韧性，无法从社会制度的层面保障新生的社会经济因素的成长。于是，明代中后期所出现的这场“原始工业化”的发展机遇，不得不在各方面的直接摧残和间接摧残之下逐渐丧失。明朝灭亡，郑成功海上势力的消失，这一进程也就随之中断了。与西方的兴起相比较，颇为相似的事情引出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的变迁既透露了中国历史前进的生机，又给后人留下扼腕叹息的遗憾。重温和借鉴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变迁及其新因素发展进程的中断，固然令人扼腕叹息，然而我们还不能不乐观地看到，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的变迁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与滋长了人们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模式的重新审视，尤其是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的变迁发展对于当时思想文化与民间社会习尚所产生的冲击，已经在中国人的文化意识中培植和滋长了容纳多元经济成分特别是商品经济与传统农业经济相辅相成的价值观念。我们在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特别是明代社会经济史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对于这一价值观念的重视。实际上，一种社会价值观念的形成，往往比起一种社会的经济生产模式更新，更具有历史的长远意义。因为当这种容纳多元经济的价值观念的存在一旦有了相适应的社会环境与社会制度相为匹配，价值观念将很快地发挥其潜在的社会功能，为社会经济的转型起到极为强劲的推动作用。入清以来，中国的社会环境与社会制度更趋保守，虽然说曾经在清代中期兴起一个新的经济发展高峰，但是从社会经济的结构格局来观察，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并未对明代中后期的经济发展模式有丝毫突破。因而，清代的社会经济也必然难于寻找到更为有效的发展途径，它的逐渐衰败也是必然的。近代以来，中国历经苦难，明代中后期所滋长的这种多元经济的价值观念，依然无法得到正常的发挥。尽管如此，我们从这数百年来的经济发展轨迹中还是不难看出，中国人对于多元经济特别是商品市场经济的追寻与实践，从未间断过。一直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无论是社会环境，还是制度的保障等方面，都为多元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越来越有益的条件，中国潜在的容纳多元经济的价值观念，得以前所未有的释放。正因如此，我们在探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演变历程的时候，千万不能再度忽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特别是明代中后期滋长起来的多元经济价值观念的作用。否则，任何一种经济政策的推行，如果无法得到社会普遍价值观念的呼应，那么，这种政策的实施势必是步履艰难的。

『肆』 明朝中后期世界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所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是中国传统的以铜钱和纸币相结合的货币制度发生了根本变革。过去，白银虽然很早就成为货币，但其属性多囿于贮藏，流通媒介作用并未取得应有地位，明代中后期美洲白银大量流人中国后，加上政府在税收中征收白银的政策，致使白银在大额交易和政府财政上起着纸币和铜钱无法取代的作用。
其次是中国银两的形制由束腰形的银块状变为船形，即俗称的“元宝”。
三是引发了中国自铸银元，从清代中叶起，政府和民间就开始了仿铸外国银元。中国的钱币文化便逐渐失去了光彩。

『伍』 白银如何成为明代中后期的主流货币的

很多古装历史题材（明代以前）的影视剧中，人们下个馆子，随便买个小东西，出手就是几两银子。这给很多人误导，使人们误以为古代白银就是主要货币。事实上，大多数历史时期，白银并没有成为主流货币。

中国古代并不是产银大国，注定大部分历史时期，白银很难成为古代主流货币。实际情况是，多数时期，白银作为贵金属存在。白银从贵金属到主流货币，经历了唐宋的小范围使用、元朝作为价值尺度、明朝中后期大范围使用的过程。

据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考证，当时全世界白银产量的1/3涌入中国（总量在3.5亿两到5亿两之间）。跟据全汉升《明代中叶后澳门海外贸易》记载：仅1631年，马尼拉输入澳门白银就达1400万两，相当于万历年间朝廷国库收入的3.8倍。

明朝在海外白银大量流入的刺激下，工商业和民间经济空前活跃，白银交易在民间盛行。在宝钞逐渐崩溃的背景下，白银取代宝钞成为主流货币。而白银崛起，也反过来对民间经济产生了积极作用。

『陆』 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

（1）主要考查学生准确解读材料，获取有效信息的能力，调动、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进行归纳概括的能力．从“使许多原本用以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改种桑树、棉花等经济作物”“商人拥有雄厚的资本”“徽州商人”可知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
（2）主要考查学生准确解读材料，获取有效信息的能力，调动、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从“明朝政府开放海禁，在漳州府的月港设督饷馆，私人海上贸易取得某种程度的合法地位”可知明朝海外贸易“一度活跃”的原因；
（3）主要考查学生调动、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解答的关键是从积极作用入手，结合白银成为主要流通货币；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商业繁荣）；加强了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进行作答．
故答案为：
（1）表现：经济作物大量种植；农产品商品化程度加深；商人资本雄厚；商帮（徽商、晋商）活跃．
（2）原因：中国商人主动参与海外贸易；政府开放（放松）海禁；设立专门管理机构．
背景：新航路开辟；殖民者掠夺美洲白银（贵金属）；中国手工业品在海外受欢迎；外国无合适商品与中国交换，不得不用白银支付．
（3）作用：白银成为主要流通货币；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商业繁荣）；加强了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

『柒』 明代中后期纸币壅滞不行的原因，尽量详细

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商品经济繁荣带来通货膨胀的风险，当时的政权缺乏有效应对措施。
二、根本原因是当时中国处于自然经济下小农经济中，男耕女织的分散式经济模式使人们不需要大量使用纸币而更习惯于用金属进行等值交换。
三、明代中后期出现的几部总结性科技著作标志着中国古代科技发展水平达到顶峰，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金属货币制造业的发展。
四、“重农抑商”对纸币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捌』 明代中后期自耕农经济的变化及其影响

明代中后期自耕农经济不断发展，但是受到商品经济的冲击，小农经济开始瓦解。

『玖』 明朝中后期货币制度的新变化

明王朝建立后的百年间，国内农业生产获得比较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在中后期，即
15世纪以后，国内城市经济与商品货币关系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表现比较突出的，在
全国建立了30多个新兴的商业城市，商品货币关系活跃，促使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在农
村，佃农日益获得法律上的人身自由，而佃农本身又开始分化，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佃
农以及由富裕农民上升的中小地主，均乐于雇用雇工形式的劳动力。雇工成为当时农民
阶级中仅次于佃农的农业劳动力队伍。雇工又分为两类:“计岁而受值者日长工”，“计日
佣者谓之短工”;在货币经济方面，贵金属白银开始成为普遍使用的货币。
在这样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产生于宋代、继续推行于元代的纸币制度，它在明代是
继续推行或是被别的货币制度取代，或是与铜钱、白银货币制度并行?它的发展是直线
向前的还是曲折前进的?当时的诸思想家又是如何认识和评论的?本文试从这些方面作
点介绍和评述。
一、承袭宋元继续推行纸币制度
根据史书记载，明朝初年，继续实行纸币制度。开始参照元代的办法，用钞不用钱，
禁止民间以金银交易。但不久由于纸币逐渐贬值，且贬值愈来愈厉害，元朝统治者不得
不放弃专用纸币之法，改行钱钞并用的制度。
明朝的纸币，是朱元璋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发行的。纸币的名称叫大明通行宝
钞。宝钞面额分六种: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四百文、五百文、一贯。每贯等于铜
钱一千文，或白银一两;四贯合黄金一两。金银只可以用来领用钞票，不许流通。持有
金银者，不许私下交易，只能卖给政府。洪武十年规定，一百文以下的数目用铜钱支付。
商税的输纳，七成用钞，三成用钱。洪武二十二年，由于流通的需要，加印发行小钞，分
十文、二十文、三十文、四十文、五十文共五种。在形制方面，大明宝钞四周有龙纹花
栏，上面横题的大明通行宝钞六个字。花纹栏内两边各有四个字一行的篆书:“大明宝钞，
天下通行”;中间有钱贯的图样。下面则印明为中方省或户部奏准印造，与制钱通行，伪
造者斩，以及告发者的赏银数目。末有洪武年月日。洪武以后，虽然继续发行，但仍用
洪武年号。一贯的大钞，长约9. 5市寸，宽为6市寸，一贯以下的小钞，长宽都小得多。
其形制大小钞没有多大分别①。
明代实行的纸币制度与宋元比较有以下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在实行纸币制度的二
百多年间，只有一种形制的钞票。这与元朝的纸币不同。元代在几十年间，自己的钞票
改了几次名称。二是明朝的纸币不实行分界的办法，由于旧钞越来越多，以新换旧、从
中舞弊的倒钞问题十分突出。在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的情势下，商人对钞票的新旧加以差
别对待，同时税务、钞局官员，利用新旧钞票价格的不同，强迫人民用新钞纳税，他们
则换成破烂钞票送缴国库，从中取利。三是白银的流通越来越广，信誉极高，终于成为
明朝的正式货币。在白银流通不断扩展的形势下，大明宝钞的流通范围却越来越小，以
至完全退出流通领域。正统(公元1436年)以后，宝钞已不通行，只有官傣还是用钞折
付。由于纸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具有许多优点，在纸币已不通行的情况下，仍被许多
人认为有必要保存。直到明术，还以钞票来代表货币，或称钱钞，或称钞银，而实际上
支付的却是银或钱。这说明纸币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
另一方面，由于纸币易于印制，易于为统治阶级利用来作为搜刮民脂民膏，弥补财
政赤字的工具，直至明王朝即将灭亡的明末，仍念念不忘发行钞票。天启年间(公元1621
年)，由于财政困难，给事中惠世杨曾建议用钞。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给事中何楷
又请行钞。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蒋臣的行钞建议曾获得在朝掌管财政的大臣倪
元路等人的赞同。最高统治者思宗朱由检更是争不可待，愿行钞法。当时，户部议行钞法

『拾』 明代货币的流通情况是怎么样的黄金、白银、铜钱和银票的等值，还有物价情况。

明代白银货币化,是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社会经济的一个重大事件。白银货币化引发了传统国家制度和社会在诸多方面发生变迁。近年来,在西方反“欧洲中心论”语境的外部冲击和中国学术发展“内在理路”的共同作用下,中西学者关于明代中国出现了一些共识：从明代中后期起,一个世界贸易网络开始建立,世界市场雏现。白银成为世界货币,在世界一体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时期既是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开端。白银货币化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本研究包括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是系统全面的介绍明代的货币制度与政策,包括货币形态、货币政策及货币发行和管理等方面。其中笔者修正了学界的一些传统认识与看法,提出了一些新问题的讨论,适当地检讨明代货币制度与政策。 第二部分讨论明代前期法定货币-大明宝钞体系瓦解的情况。首先探讨了大明宝钞发行的真正动机和目的,在此基础上考察明代宝钞的贬值情况,明代国家为挽救宝钞而采取的诸种措施及其影响利弊。最后论述了崇祯行钞计划的始末。 第三部分着重论述明代白银货币化与国家赋役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这一部分主要讨论三个方面问题：一,与史学界强调的白银货币化宋代说、明代说有所不同,笔者将这一问题放在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史中加以考察,认为白银货币化是一个长时段的历史事件,宋代是白银货币化的第一阶段,明代是第二阶段和完成时期。二,针对学界认为明代白银货币化是一个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白银货币化引起明代赋役制度变迁的认识,这一部分简要叙述了明代白银货币化的演变过程,发现明代白银货币化首先是从国家赋役领域开始的,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财政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三,较为系统地讨论了明代赋税征银中的负面问题,旨在全面认识白银货币化对国家制度变迁的影响,提示我们在研究中不可忽视中国传统国家的制度运作环境。 第四部分主要论述明代制钱的实际流通情况,明代制钱流通具有六个特点,在此基础上,以万历三十九年留都地区的私铸问题作为个案,探讨了明代私铸问题。 第五部分,讨论白银货币化时代的明代社会经济问题,着重于讨论白银货币化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负面表现与影响。首先检讨了中外学术界关于明代白银存量估算的情况,白银货币化对明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白银货币化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如白银窖藏、套利和伪银流通等问题,这些情况的存在,大大降低了白银资本的功能发挥。然而这些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重视还很不够,甚至没有得到重视。 第六部分,选取江南地区、西南地区和闽、广地区,考察明代货币流通的区域性,探讨国家货币制度和政策的统一性与地区货币流通多元化之间的差异。通过上述三个区域的考察,可以看出传统中国由于历史发展水平的差异、自然地理环境分布的差异以及各地风俗习惯的差异,使得国家货币制度和政策在推行实施过程无法达到整齐划一。